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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凤林:西方霸道政治的历史由来及实践逻辑 | 西方政治伦理思想

时间:2020-08-03 14:06 点击:
  霸道政治作为王道政治的对应物,贯穿人类政治活动始终,其本质特征是以对人性罪与恶的深刻洞悉为前提,采用效率和功用最大化手段,获取个人、集团或国家的至尊权力。在欧美政治伦理传统中,既有王道成分,也有霸道因素,但与中国政治伦理传统相比,其霸道因素占有更大比重。要深刻剖析欧美霸道政治的历史与现状,既要从其地理环境、经济结构、人口状况等外部因素中寻找根由,更要从其历史传统、文化特质等内部因子中觅赜探幽。笔者在本文中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以古希腊罗马帝国起承转合的盛衰历程为切入点,进而透视其遗传给基督教文明的精神密码,最终从这两种基因构序激发的政教二元对峙中,窥见欧美近现代霸道政治澎湃激荡的壮阔历程。
 
一、从希腊罗马废墟上飘出的帝国幽灵
 
  中外学界谈及希腊政治伦理时,最先提及的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尼克马克伦理学》《政治学》等经典论著,很少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深入把握古希腊政治生活的真实场景。实际上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能还原古希腊政治伦理的本真面相,特别是与希罗多德充满神话和诗意色彩的《历史》相比,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更显理性冷峻、逻辑缜密且识见卓特。恰如尼采所言:“希腊哲学是希腊人本能的颓废,修昔底德是希腊人本能中那强大、严厉、坚硬的事实性的伟大总结和最后呈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深刻描述了希腊由盛而衰的跌宕起伏历程,既展示了希腊人的智慧品性,也揭橥了其霸道政治的利弊得失。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反映的古希腊霸道政治的核心内容可归纳如下:(1)修氏对希腊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有着极为清醒的理性认知。他认为生活在地中海岛国上的希腊人,不仅有武装劫掠的海盗传统,而且也有殖民建国的悠久习惯。其中,斯巴达以自给自足的份地农业为基础,主要依靠奴隶劳动来支撑其经济发展,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维护城邦安全的军队以重装公民步兵为主体,依靠国家的公餐制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被团结在一起,长期采取以贵族荣誉原则为主导的政治体制,国家对外战略具有内向保守、节制审慎的价值特征,但一旦爆发战事,其军队将士又展现出纪律严明、勇猛无比的性格特质,这也使得斯巴达成为后世西方政治史上极权主义、禁欲主义、军国主义乌托邦思想的原型。与之相反,雅典尽管也有发达的农业经济,但以比雷埃夫斯为代表的港口城市,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发达,这就使得雅典除了土地贵族之外,工商业奴隶主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的海军在国家防务中举足轻重,其政教传统没有斯巴达那样严苛,政体变动十分频繁,国家对外战略具有外向创新、勇于挑战的特点。(2)修氏深刻揭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在雅典和斯巴达开战之前的希波(希腊和波斯)战争中,斯巴达领导的希腊联军在陆地上不断战胜波斯帝国入侵者,最终取得胜利,成为希腊世界的宗主和领袖。但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经过以“对内民主,对外扩张”为根本指向的梭伦改革、伯里克利改革等,变得日益强大,雅典农村公社逐步解体,农民开始涌向城市,变成了水手、商人和殖民者,聚敛起大量金融财富,为了维系和壮大其金融霸权和海上霸权,雅典开始不断挑战以斯巴达为首的希腊世界的原有秩序,打着安全、荣誉、利益的大旗,力图统治整个希腊世界,逼使斯巴达被迫应战。(3)修氏以对战前斯巴达和雅典社会矛盾的深刻描述为前提,说明了雅典和斯巴达混合政体生成与毁灭的历程。在战争爆发前,因为剧烈的贫富分化和平民寡头党争,已经导致希腊世界的基础结构出现深刻裂痕。以雅典为例,其战前自由民的分化程度不断加速,平民派与寡头派的斗争日趋激烈,梭伦改革的目的就是将自由民依据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具有500麦迪姆诺户、骑士户、有牲口户和雇工阶层,国家官职依据阶层等级由高到低分配,从而建立起贵族制、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混合政体。但希波战争后,雅典建立在份地基础上的贵族精英损失惨重,以工商人士、海上水手等为代表的平民阶层,要求改革贵族制和寡头制的呼声日趋强烈,致使代表平民利益的民主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传统的混合政制日渐瓦解,各阶层无论出于私利还是公益,无不希望通过对外扩张,特别是通过掠取以斯巴达为代表的各盟国利益,将国内经济和政治矛盾转移到国外来解决,而由雅典发动的这场战争最终导致了自身的失败和整个希腊世界的盛极而衰。此时,希腊北部山区的马其顿帝国迅猛崛起,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父子很快征服整个希腊,进而征服小亚细亚、腓尼基、埃及和波斯,建立起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只可惜亚历山大大帝33岁暴病而死,整个帝国瞬间分崩离析,但他却将其老师——亚里士多德教导给他的希腊文化广泛传播开来,并被随后崛起的罗马帝国全部吸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挖掘出的强国必战的“修昔底德陷阱”,奠定了欧洲现实主义霸道政治的历史根基。
 
  马其顿帝国陨落之后,以霸道政治显赫于世的罗马帝国迅速占领欧洲历史舞台。罗马帝国霸道政治的生成根由极其复杂,但其核心要素有以下四点:
 
  一是对希腊文化的深入吸收和充分消化。一个民族精神格局的高低决定着其国运的兴衰,罗马人能够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与其海纳百川的精神密不可分。早在希腊文明鼎盛时期,意大利南部沿海和西西里岛就是希腊的殖民地,希腊移民络绎不绝,那里城邦林立,社会繁荣,统称大希腊,当时的罗马数字就是在改造希腊字母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罗马崛起占领希腊后,更是对希腊文明顶礼膜拜,但又不是简单地抄袭希腊,而是经历了一个模仿、借鉴、调和、创新的复杂过程。以被罗马人称为“祖国之父”的西塞罗为例,他所创作的《国家篇》和《法律篇》刻意模仿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对此,西塞罗本人毫不讳言。但由于西塞罗所面对的庞大帝国远非柏拉图视域中的城邦小国所能比拟,加之,西塞罗本人又是一个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政治家,而非柏拉图式的空想理论家。因此,他所创作的《国家篇》和《法律篇》,主要着眼于罗马帝国的政治运作,其对国家的界定、政体的分类、法律的价值、公民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的诠释,充满着真知灼见。不仅如此,在罗马帝国鼎盛期,罗马市中心的万神殿内供奉着从世界各地迎请的神灵,从中不难窥见罗马帝国的博大胸襟及其迅猛兴盛的精神动因。
 
  二是罗马人农夫与战士紧密结合的双重品性。与雅典人文雅细腻、擅长思辨、勇于开拓的性格不同,罗马人的性格具有双重悖论性特征。一方面,罗马人从意大利台伯河边的一个小村庄发展成横跨欧亚非的地中海主人,是因为在罗马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农民天然具有的一切从实际和实用出发,不尚虚华、敬神守法、审慎周到的优良品性,西方学界通常用严肃(Gravitas)、虔敬(Pietas)、质朴(Simpliciras)来描述罗马人的优良品格。另一方面,作为罗马公民必须具备放下锄头就拿起刀剑的能力,在保卫自家劳动果实和抢掠别人物质财富的时候,只能表现得极为勇敢,才能赢得他人的无上尊重,在拉丁语中,美德(virtus)一词的本义就是“勇敢”“卓越”,至今在佛罗伦萨街头还矗立着罗马人因女性人数不足,集体抢劫大批萨宾部落女子为妻的雕塑。罗马城邦自创建之日起到发展为庞大帝国,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侵略和扩张的战争状态,残酷险恶的战场拼杀铸就了罗马人冷酷、蛮横、血腥的性格气质,元老院的讲坛、人民大会的广场经常成为斗殴和行凶的场所,包括凯撒在内的众多杰出政治家、军事家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反对者刺杀。罗马人的凶残本性最集中地反映在斗兽场的表演上,当失败的角斗士倒下时,观众会共同向下翘起大拇指,要求战胜者将其一剑刺死,面对四处喷溅的鲜血,满场爆发出雷鸣般的跺脚声和叫好声。正是这种人性中残忍的嗜血本性滋养着西方霸道政治的不断膨胀,并作为一种遗传基因,在西方近现代殖民冒险活动和两次世界大战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三是罗马法律体系和法学思想的高度完善。罗马的法律体系和法学思想,既是罗马走向强大的巨大动力,也是罗马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早在罗马王政时代,具有多神教信仰的罗马人就有敬拜国家或地方天地神和家庭神的习俗,形成了最早的习惯法。到公元前450年的共和初期,出现了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在之后各阶层利益博弈过程中,《十二铜表法》逐步被各种市民法取代。到共和晚期伴随罗马版图的扩张,罗马民族与境内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日益增多,为化解各种矛盾冲突,最终形成了通融权衡各民族利益的万民法。在由共和时代向帝国时代转变的初期,罗马开始形成从事法律诉讼和法学研究的大批专业化队伍,法学人才层出不穷。公元528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组织一批法学家集体编纂了《民法大全》,包括《查士丁尼法典》《法学阶梯》《法学汇编》《新律》四部分,对罗马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升华。不仅如此,罗马的法学家们还围绕自然法、道德法、永恒法、神法等一系列法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真正的法律是与自然和人的本性相符合的,国家和法律源自于人民的集体力量,同时也是人民的共同财富,所有罗马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各级官员的权力必须得到正当而合法的使用等等。总之,正是在罗马人对公共法权和家庭法权的明确界分、地中海各民族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母邦与外邦法律的持续协调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步生成了罗马帝国充满求实精神的法律体系,为之后中世纪教会法的发展以及近现代西方法治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历史根基。
 
  四是从王政向共和的顺利过渡。罗马人的双重品性和法治意识,只有体现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才能发挥出应有的现实作用。在王政时代,罗马的政治体制主要由罗马王、公民大会、元老院三部分构成,其中,罗马王集军事首长、行政首脑和最高祭司于一身,但他必须由武装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库利亚大会Comitia Curiata)选举产生,而元老院由各氏族的首领构成,它有权批准和否决公民大会的决议。到公元前510年,著名罗马王塔奎尼乌斯暴虐专横,无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权力,最后被推翻。为了有效限制罗马王的权力,罗马公民大会开始选举两个权力相等的行政长官作为国家首脑,而且任期也由原来罗马王的终身制变为限期制(通常为一年),之后,又设计出了担任军团首长的独裁官、负责诉讼审判的裁判官、负责调查监督事务的监察官等各种官职,其目的就是防止行政长官大权独揽。今天如何看待罗马历史上出现的上述混合型政体?最早研究罗马政治制度的波利比厄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存在着一种发展与衰败的必然法则,所有纯粹的政体都倾向于以特有的方式蜕变,如君主政体蜕变为僭主政体,贵族政体蜕变为寡头政体,而共和时期的罗马帝国之所以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其缓慢生成的混合政体密不可分。其中,执政官代表了君主政体的因素,元老院代表了贵族政体的因素,公民大会代表了民主政体的因素,正是上述三种因素相互制约,并得到了精准的调整和恰好的平衡,避免了任何一种力量过于强大,有效防止了各种纯粹政体自然衰败的趋势。
 
  正是在上述诸因子的共同作用下,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罗马帝国,但恰如黑格尔所言:“举凡人世间的事物——财富、荣誉、权力、甚至快乐痛苦等——皆有一定的尺度,超越这尺度就会招致沉沦和毁灭。”罗马帝国亦不例外。首先,罗马帝国由狭小城邦向庞大帝国的转变是在无数战争中完成的,伴随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的不断膨胀,与原来城邦规模相适应的混合型政体,逐步让位于独裁专制的皇权制,特别是人们日益厌烦和恐惧由军事将领们争权夺利引发的骚乱、内战和社会动荡,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保障天下太平,自凯撒、屋大维之后的历代皇帝,逐步削夺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将罗马引向了皇权专制独裁的道路。其次,在长期大规模的征服战争中掠夺来的土地和财富,被罗马的军事将领和贵族富豪占有,到公元二世纪时,罗马城及其各行省的社会阶层分化日益严重,极度的贫富不均导致各地武装暴动频繁,统治精英和豪强巨室通过合法或非法避税,使得国家财政日渐枯竭。再者,随着罗马人统治的日益稳定,以压榨和剥削奴隶劳动为生的统治阶级,逐步将帝国初创时期军人勇武善战的精神演化为好大喜功、虚荣逞强的气质,同时,又将希腊文明中贵族阶层鄙视劳动、贪图享受的精神继承开来,两者的有机结合造就了罗马帝国后期贵族统治阶级的腐败奢靡之风。最后,正当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和经济衰败将其消耗的精疲力竭时,北方的日耳曼蛮族受到远东蒙古高原匈奴人西进势力的挤压,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民族大迁徙,衰弱的罗马帝国成为攻掠和洗劫的对象。公元395年狄奥多西皇帝死后,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公元476年西罗马被蛮族覆没,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延续了较长时间,它保留了罗马的主要法律和各种典籍,至公元1453年灭亡。
 
  西罗马帝国在日尔曼蛮族一次次猛烈冲击下分崩裂解,昔日辉煌无比的罗马城变成了北方蛮族铁蹄下的片片瓦砾,但在罗马废墟上飘出的帝国幽灵附体到了基督教会身上,基督教把有形的罗马帝国演化为无形的上帝之国,把有界的帝国版图扩展为无疆的精神世界。质言之,基督教“化有形为无形,形有界而意无疆”。
 
二、两希文明张力结构锻造的独一真神
 
  正是基督教会对信徒内在精神世界统治权的孜孜追求,塑造出一个独一真神——上帝,这一上帝之国通过潜移默化逐步凝聚起欧洲人的信仰共识,于无声处积累起惊天动地的无限潜能,从而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为西方近现代霸道政治奠定了思想根基。当然,要真正把握这一精神图腾的演变历程,就必须从两希文明一次次撞击融合的二元张力结构中探其奥秘。
 
  1、上帝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第一次交融——斐洛的“上帝”与“逻各斯”。前已备述,伴随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衰落,马其顿帝国迅猛崛起,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进入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大帝驾崩之后,其部将及后裔在尼罗河流域建立的托勒密王朝一度达至鼎盛状态,当时的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利亚成为著名的世界文化中心,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开始在这里产生第一次深度交融。其时,犹太哲学家斐洛(Philo Judaeus BC25-AD40)开始将犹太信仰与希腊哲学进行调和,他认为犹太教经典和希腊哲学在精神实质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旧约》使用的各种隐喻性语言完全可以通过希腊的哲学语言得以表达,他在解释《旧约》中有关上帝与世界的关系时,就广泛采用希腊哲学的“逻各斯(Logos)”概念。逻各斯在希腊哲学中有“理性”“智慧”“规律”等多重含义,斯多亚学派认为,这一概念既是超自然的神圣智慧,又是弥漫于自然之中的气息,乃至后人(如德里达)将希腊哲学传统概括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斐洛认为,《旧约》谈及上帝的智慧时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箴言》3:19)、“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诗篇》104:24)。这些话实际上就是对“逻各斯”的歌颂。因此,斐洛认为,逻各斯就是上帝的影子、上帝的人身、上帝的长子。
 
  斐洛之所以在上帝之外设立“逻各斯”这一神圣实体,其目的有二:一是将逻各斯视作上帝创世的工具。《旧约》是以“上帝说”开篇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要有水”,于是就有了水。诸如此类的现象说明,上帝是用话语来创造世界的,他所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立即变为现实。质言之,上帝的言辞表达了上帝的思想,而上帝的思想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是希腊哲学的逻各斯。二是将逻各斯视作上帝与人的中介。因为逻各斯一旦通过上帝之口说出,就成了万物赖以存在的本质,而人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就是把握和分有逻各斯的过程,但人类只能效仿逻各斯,永远不能完全彻底地占有它。斐洛还以逻各斯的道德实践意义为例指出,人的道德生活是以上帝的至善为目标,通过灵魂的净化活动,最终达至灵魂和逻各斯相通的神秘境界。
 
  由于斐洛和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属于同一时代,斐洛的上述思想对基督教后来的“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等教义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约翰福音》成书于公元一世纪晚期,其核心观念同斐洛的思想如出一辙。因此,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哲学史不是以基督徒开始的,而是以犹太教徒——斐洛开始的。可以说,正是犹太教哲学家斐洛开创的上帝信仰与希腊理性有机结合的道路,为之后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政治伦理思想的生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
 
  2、上帝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第二次交融:奥古斯丁与柏拉图。如果说斐洛将犹太教与希腊哲学相结合,奠定了信仰与理性对立统一的理论基础,那么奥古斯丁则将这种二元张力结构发扬光大,并广泛充斥于其一生的理论研究和传道活动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基督教神学理论。青年时代放荡不羁的奥古斯丁,先后受到摩尼教、新柏拉图主义等思潮的深刻影响,但经历了艰难的思想斗争后,最终皈依了基督教,在晚年创作了不朽政治名著《上帝之城》,该书所倡导的基督教政治价值观和教会与国家关系理论,对中世纪乃至近现代西方霸道政治的塑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公元410年,日耳曼族的一支——哥特人攻陷并洗劫了罗马城,这给整个罗马帝国产生了强烈的心理振颤,很多人将原因归之于罗马人背叛了自己的古代宗教而改宗基督教,为反击这种指控,奥古斯丁用十多年的时间写下了《上帝之城》。首先,他明确区分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本质差别。他先是用了十卷的篇幅说明,罗马衰败完全是咎由自取,与基督教毫无关联,然后开始阐述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特点,他认为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分野源于人类始祖亚当的堕落,两种“城”分别代表了神圣者与不义者、骄傲者与谦卑者、虔诚者与伪善者、被拣选者与被摈弃者,两种“城”的本质差别在于伦理之爱的不同,上帝之城的人由爱上帝发展到对自己的轻蔑,世俗之城的人则由爱自己发展到对上帝的轻蔑,上帝之城选择高尚的精神生活,世俗之城选择糜烂的肉欲生活。其次,他深刻阐明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复杂关联。他认为两个城仅是从理论上做的简单区分,在实际的生活中它们是彼此混合在一起的,不能将它们等同于人间的任何社会组织,教会组织不等于上帝之城,因为教会内部也混杂有灵魂无法得救者,任何国家也不等于世俗之城,因为世俗国家的权力也是由上帝赋予的。再者,他对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全新诠释。他认为真正完美意义上的社会只有一个,这就是上帝之城,它依据上帝至高至善的权威来统治,其成员在这一永生和光明之国中过着圣洁的生活,它可以由世上的教会来代表,但绝不等于现存的教会。与此同时,奥古斯丁否定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以来的传统国家观,他们认为在家庭和城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就是将不同的社会阶层或集团联合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伦理目的,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共同体,国家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产物。与之相反,奥古斯丁认为,世俗国家只不过是人违背上帝意志犯下原罪之后,上帝为了遏制人性的堕落而建立的过渡性产物,其目的就是解决现世人类的冲突与混乱,只具备有限性价值,亦即国家仅是上帝实现自己拯救计划的工具,决非终极目的。最后,他充分萃取了同时代著名历史学家尤西比乌《编年史》、奥罗修斯《历史》等著作中的合理成分,对罗马帝国之前的人类历史进行了重新检审,认为包括巴比伦、雅典、罗马等在内的各种世俗之城,皆是罪恶之都在现实中的典型表现,终究难逃覆亡的命运,人类历史就是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相互斗争,上帝之城不断取得进展并最终获胜。因此,只有上帝之城能够救赎人类,并赐给人类永久的和平与幸福。
 
  笔者认为,正是奥古斯丁的上述政治伦理主张,重塑了中世纪之后西方政治文化的心性结构和精神气质。首先,他改变了人们对国家赖以建立和存在的价值基础的认识。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把城邦国家看作是完善人性的社会有机体,将热爱城邦国家并为之献身视为无上荣耀之事,视个人荣誉的丧失为人生的奇耻大辱,而奥古斯丁却认为,国家是人类罪性的产物,人生的目的在于认识原罪并获得救赎,将古希腊罗马的耻感文化转换成了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其次,受奥古斯丁影响,人们逐步与世俗国家拉开距离,开始以消极、怀疑、警惕的眼光审视自己生活于其中并充满罪与恶的城邦国家,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之间日渐生成一条巨大的鸿沟,当然,这种看法也为西方近现代以人性恶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国家观的生成奠定了理论根基。最后,奥古斯丁赋予人类历史以神圣性救赎意义,并认为它是一个不断上升并走向终极目标的过程,由之,成为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类进步史观的思想滥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奥古斯丁面对罗马帝国的衰亡,在理论层面充分借鉴新柏拉图主义思想资源,对基督教会与世俗国家的深层价值属性做了开拓创新的系统化研究,实现了西方政治伦理由古希腊罗马世俗性霸道政治向基督教神圣性霸道政治的重大转向。之后,阿奎那沿着奥古斯丁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中汲取营养,以更加恢宏的气度为基督教精神帝国的系统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
 
  3、上帝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第三次交融: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众多文化典籍在北方蛮族投下的熊熊烈火中化作灰烬,直到12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通过阿拉伯世界(经由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等地)重新回流到西欧。由于亚氏著作没有基督教信仰的印记,罗马教会最初倾向于禁止其传播,后来在阿尔波特教皇和阿奎那等人的巨大努力下,对亚氏哲学进行基督教化改造,最终建立起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恢宏庞大的基督教哲学体系。
 
  在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体系中,他对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学的改造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将政治国家纳入到一种无所不包的宇宙等级秩序中来看待。他在其《反异教大全》中认为,宇宙是一个等级体系,从最高处的上帝到最低级的生物,每种生物都按照自己固有的内在本性行事,力图使自己在日益上升的秩序中找到有利位置。在这一等级秩序中,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它不仅具有肉体本性,还具备类似于神的精神本性。在人类社会所处的这一巨大等级体系中,低级者为高级者服务,而高级者则指导和引导低级者,“就像体力服从感官,感官服从智慧一样”。 二是世俗国家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在《论君主政治》一文中,他反对奥古斯丁对世俗国家的鄙视态度,充分借鉴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存在有其重要的道德目的,即统治者有义务指导国内各个阶级过上幸福和有德性的生活,包括通过维护社会治安和秩序为人们的幸福生活奠基;提供行政管理、城市规划、市场建设、司法和防务等公共服务,确保民众幸福生活落到实处;随时纠正政府的各种弊端和铲除摧毁幸福生活的各种障碍等。阿奎那进一步指出,人们在现世生活中,对上帝的信仰和积极参与教会活动,并不是要取消人的本性,而是要使人性更加完善,促进人追求更高的善业,世俗国家和神圣教会并非你死我活的对立物,二者在职能上可以实现完美结合。三是人们有反抗暴政的权利。阿奎那认为,作为统治者的国王必须和臣民一样遵守法律,并有效保障臣民的各种权利,反之,如果国王蜕化为暴君,对臣民实施残暴统治,臣民有权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反抗暴政乃至将暴君杀掉。在处理暴政问题上,他提出了两条救济性措施,即君王权力凡是源自人民的,人民有权撤销或推翻其统治;君王权力由上位者授予的,人民有权诉诸上位者纠正冤假错案。四是对法律权威高度崇拜。他在《神学大全》中主张,法律权威并非人造的结果,而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他把法律划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人法四种类型。永恒法体现了上帝的理性,是上帝用其神圣智慧对天地万物所做的规划;自然法是上帝的理性在其所造之物中的显现,它要求包括人在内的所造之物要保存自己并尽可能地去过一种适合其天赋资质的生活;神法是上帝通过《圣经》或教会而确立的基督教道德规范和各种教会法律条文;人法就是由各个民族按照人的理性和标准制定的各种万民法和市民法。上述四种法律体现了理性的四种形式,各有其统辖范围,彼此相互影响,形成一个上帝、自然、人类和谐共生的完整格局。
 
  不难看出,阿奎那的政治伦理学体系表现出极其明显的调和特征,他将各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解释为从不同角度或层次看待同一对象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无原则地把各种观点、学说、倾向掺合在一起的折中主义。相反,阿奎那正是通过这种调和来激发人们对神灵权威的敬畏感,对神灵万能的惊异感,对神灵存在的依赖感,对神灵审判的罪恶感,对神灵交往的神秘感,把人类具有的全部智慧引向对天启真理的明察,实现依恋上帝的人和上帝精神的完美统一。这充分反映出基督教在西欧12-13世纪达至全盛时期后,力图在更高层面实现信仰与理性的高度统一,并站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制高点上,统辖一切、囊括万物的霸道雄心。尽管阿奎那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后世不断受到来自基督教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攻击与非难,但它所具备的综合性特征,始终为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的现代化运动提供着重要的思想资源。
 
  正是借助斐洛、奥古斯丁、阿奎那这三个划时代的神学代表人物,我们对上帝信仰与希腊理性碰撞与融合的运演轨迹有了清晰认识。如果说斐洛最早将犹太教对耶和华独一真神的信仰用充满智慧的希腊理性予以说明,奠定了基督教政治伦理的思想根基,那么奥古斯丁则借助柏拉图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哲学划分,将斐洛“上帝”与“逻各斯”的抽象观念具象化,创制出生动鲜活的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并将人类历史概括为上帝之城战胜世俗之城不断进步的救赎史。而阿奎那则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学为基础,将斐洛和奥古斯丁充满矛盾冲突的政治伦理观念,置于上帝创立的神圣秩序这一宏大背景中来审视,将内在宇宙和外在宇宙、现世国家和来世天堂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其间,既彰显出上帝信仰统辖和掌控一切的强大动力,也高扬了希腊理性认知并征服万物的无穷冲力,两希文化本性中固有的这种信仰与理性的二元张力结构,犹如缠绕在拉奥孔身上难解难分的毒蛇,为近现代西方教会组织和民族国家的霸道政治吹响了——“向前!向前!向前!”不断征战的嘹亮号角。
 
三、从政教对峙到霸道政治的澎湃激荡
 
  如果说古希腊罗马帝国的起承转合奠定了西方霸道政治的历史基因,两希文明碰撞与融合煅造出的独一真神为西方霸道政治提供了精神支柱,那么在西方近现代霸道政治开拓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壮阔历程中,上述两种基因构序又是如何以具象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呢?笔者认为,其实践逻辑最早表现在罗马教皇借助上帝独一真神对基督徒肉体和精神世界的高度管控上。之后,在教权与王权的激烈竞争中,教权盛极而衰,王权借助民族国家的力量迅猛壮大,引发了近代欧洲此起彼伏的帝国争霸运动,直至爆发两次世界大战。进而在二战的废墟上又衍生出美利坚和前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冷战时期的各种霸道行径,今天在世界舞台上则只剩下美利坚挥舞制裁大棒的独角兽演出。
 
  1、由对独一真神信仰衍生出的神圣精神帝国。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变为国教后,适应贫民力图获得精神慰籍、富人孜孜以求生命保障、君王渴望巩固政治统治的时代要求,开始将内在的精神奥秘外化为教会组织的结构性力量。特别是受罗马帝国幻影的影响,到公元五世纪,教会内部开始从原初自由而松散的信徒社团转变为中央集团的教阶制,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在位时(公元506——603年),教会内部逐步形成主教、神父、助祭三品位构成的教阶制,主教品位自上而下又分为教皇、枢机主教、都主教、总主教、一般主教等阶梯。教会和主教在其辖区内具有立法、审判、征税、制定度量衡的权力,教会还建立了大量的济贫院、医院和赎罪机构,其影响遍及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洗礼、坚信、圣餐、忏悔、临终涂油、圣职到婚配(天主教七圣事)。教会不仅掌控着信徒的肉体生活,而且更对教徒的精神世界予以严密监控,由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于公元1231年最早设立的罗马宗教裁判所被各地教会广泛采用,成为天主教惩处各种异端学说的重要机构,对哥白尼日心说的审判和对布鲁诺的火刑就是明证。尽管1998年梵蒂冈向世界各地的不少学者开放了宗教法庭的历史档案,宗教裁判所似乎并非象新教徒和对天主教抱有成见者宣传的那样劣迹斑斑,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彻底洗刷掉漫长中世纪其所留下的各种污点。尤其是从十一世纪延续到十三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更是彰显出基督教独霸世人精神世界的扩张本性,因为十字军东征自始至终都是在罗马教皇亲自发动、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各封建王国不同阶层的人们,诸如:失意的贵族、冒险的商人、无所事事的闲人等,特别是渴望从封建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的农民加入到远征的队伍中来,他们以帮助东罗马帝国夺回穆斯林占领的耶稣墓地为借口,长途跋涉到遥远的东方去作战。可以说,正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因精神争霸引发的残酷杀戮,埋下了后世两大宗教彼此仇恨的种子,致使当代世界两种文明的冲突仍是连绵不断。
 
  基督教不断扩张的霸道本性不仅体现在教会自身的高度专制上,更体现在它与世俗国家的争权夺利上。由于权力的本性是以自我为中心无限扩张,君权与教权受到权力本能的驱使,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各方都力求取得优势地位直到控制对方。其中,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七世与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较力争雄,在中世纪政教斗争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自1073年起,教皇格利高里七世开始领导天主教会同各国皇帝争夺对西方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教皇看来,他是上帝委派来管理基督教世界的最高君主,他的一切行为不受任何世俗国家法律的约束,作为君权神授的代表,他有权任命各国君王,并下达了禁止各国国王靠出卖教职谋取暴利、废除国王对本国教会主教的授职权等一系列命令。面对教皇的霸道行径,1076年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联合部分高级贵族和主教召开会议,坚决反对教皇的指令,乃至做出废除教皇格利高里七世的决定。教皇针对亨利四世的决议,则用教会内部开除教籍的破门令来对待德皇,按照当时的规定,被开除教籍者不在一年内获得教皇的宽赦,其所在国的臣民可以对他解除效忠宣誓。此时,德意志部分热心于独立活动的封建诸侯们反戈一击,开始要挟亨利四世,他如果不在一年内解除破门令,他们就要联合起来另立国王,亨利四世走投无路,被迫于1077年来到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按照教会的规定向教皇忏悔认罪,以求宽恕。到了教皇英诺森三世(公元1198——1216年)时,罗马教会的权力达至鼎盛期,教皇不仅能够左右德意志皇帝的选任,还迫使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丹麦的君主成为他的附庸。
 
  2、近现代欧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霸道政治法则。历史进至中世纪后期,新兴资产阶级日渐壮大,各种人文主义思潮澎湃激荡,1517年德国的马丁·路德拉开了新教改革的序幕,对罗马教廷予以沉重打击,天主教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教皇在西欧所确立的霸道政治盛极而衰。特别是伴随民族国家力量的迅猛崛起,在德奥大地上发生了由欧洲各重要国家参与的三十年战争(1618年——1648年),这场战争既是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不同国家间的宗教战争,也是教权与王权围绕经济收入、教职分配、国家管理、疆界划分等重大现实利益展开的一场政治对决。其所形成的著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一方面,确定了大小国家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以及欧洲大陆各国的基本边界;另一方面,也结束了自中世纪以来由“一个教皇、一个皇帝”统治欧洲各国的政教对峙局面。自此之后,欧洲大地上各个民族国家,争先恐后汇入到此起彼伏的争霸世界的滚滚洪流中,其中对欧洲和人类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帝国依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笔者在此不对各帝国霸道政治的具体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而是从总体上对欧洲近现代霸道政治的伦理特质、理论倾向及其主要表现形式予以简要剖析。
 
  就伦理特质和理论倾向而言,凡是主张霸道政治者,皆能够深刻洞察人性中罪与恶的阴暗成分,认为人性深处总是充满着非理性、情绪化、消极被动乃至歇斯底里的成分,人们习惯以多疑、贪婪、阴谋、算计、秘密、欺骗的方式对待他者,故只有按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行事,个人、集团、国家才能立足于世。由之,使得欧洲近现代政治学家对政治现象的研究,较少采用康德《永久和平论》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道德理想主义方法,更多地崇奉以“实力至上”为核心的充满霸道色彩的现实主义政治主张。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将君王统治国家和抵御外族入侵的核心能力归结为:权力意志、力量对比和阴险狡诈。而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永无休止、死而后已的权力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在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力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因此,权力至尊的君王倒要在国内致力于通过法律,在国外致力于通过战争来保持权力。”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更是把战争视为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只有在国家实力相等的条件下,法律和正义才会发挥作用,否则,只能是胜者王侯败者寇。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更是对各种道德理想主义政治主张予以深入批判,提出了根据人性自私的客观规律来制定政治政策、各国自身利益是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国家实力及权力平衡是国家间生存博弈的根本法则、政治行动的好坏只能以政治利益而不能以道德或法律为依据来加以判断等政治主张。直到今天,行为现实主义、系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各种霸道性政治主张构成欧美国际政治伦理的主流思潮。西方霸道政治的伦理特质和理论倾向在现实性政治运作中,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得以充分彰显:经济掠夺、军事征战和文化操控。
 
  就经济掠夺而言,自从资产阶级登上人类历史舞台,以获取超额利润为目的的资本的力量就开始在全球肆无忌惮地冲撞开来,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关系。”自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欧洲各国先后实施的重商主义政策,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资本扩张和经济掠夺的本质特征,重商主义强调,只有在对外贸易和殖民活动中发展经济和积累财富,才能最终实现国富民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扩张计划就是由政府主导,组建起垄断性的商行、航海船队,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殖民领地和管辖权制度。之后,由荷兰、英国、法国商人发明的特许公司制度更是遍布世界各地,充分体现出宗主国对殖民地经济的掠夺本性。以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例,1600年12月31日,英国女王授予东印度公司15年的贸易专利特许权,随着企业的日益壮大,该公司逐步成为英国的国营化公司,在其鼎盛期,拥有30万人的武装力量,逐步击溃印度各邦的军事力量,完全控制了印度的经济政治生活,并以印度为中心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从事转港贸易活动,从中榨取的丰厚利润及各种财富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英伦各地,为其逐步成长为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完成了一家公司征服一个古老帝国的血腥历史。
 
  就军事征战而言,欧洲近现代的霸道政治都是通过帝国主义的残酷战争,来实现国际间内外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深为法兰西人引以为豪的拿破仑,就是依靠赫赫战功由一名贫困潦倒的士兵逐步爬上了法兰西帝国皇帝的宝座,1804年12月2日被加冕为拿破仑一世后,为了保全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和自己的皇位,多次被动或主动挑起欧洲战事。1805年在与奥、英、俄反法同盟的战争中,获得乌尔姆、奥斯特里茨大战胜利,乘胜建立起“莱茵同盟”,1806年10月攻占柏林,之后又发动伊比利亚战争,1809年东征奥地利,1812年兵分三路进攻俄罗斯,一度占领莫斯科,但劳师远袭,铩羽而归。1813年又与欧洲第六次反法同盟开战,直到在莱比锡战败,被迫退位,被放逐意大利厄尔巴岛。1815年由旧部拥戴回到巴黎,建立“百日王朝”,再次与英、俄、普、奥反法联军大战,败于滑铁卢。拿破仑的一生就是一位法兰西帝王为了实现独霸欧洲的愿望,借助钢铁般的意志,不断通过发动战争而获取权力,最终在战争中败亡,把整个欧洲搅得翻天覆地。另一欧洲战争狂人希特勒亦复如是,1933年成为德国元首后,1938年3月11日占领奥地利,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至1941年相继占领欧洲14个国家,并迫使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成为德国的仆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之后被苏联及英美联军战败,其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理论,更是成为欧洲霸道政治的典型写照。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则通过学习欧洲文化和模仿欧洲制度,建立起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先后通过发动战争,1721年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为俄罗斯帝国打下坚实基础,1722年通过发动侵略波斯的战争,夺取里海西岸和南岸部分地区,同时在日俄战争中向远东扩张,侵占勘察加半岛和千岛群岛。自彼得一世之后的历代沙皇均继承其霸道政治的扩张本性,将侵占他国领土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据不完全统计,从1858年(咸丰8年)的《瑷珲条约》至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雅尔塔协定,俄罗斯共掠夺中国土地150万平方公里。如果向前追溯,从1689年(康熙二十七年)的《尼布楚条约》算起,侵占中国土地则多达5883000平方公里。
 
  就文化操控而言,近现代欧洲各帝国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承载着征服和控制人心的文化使命。15世纪哥伦布受西班牙王室之命三次前往南美新大陆,既有通过建立贸易航线和扩展殖民地而发财致富的动机,也承担着向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教文化的神圣使命,因为每次航行都由一批意志坚定的传教士,抱着传福音于万民的执著信仰与其一同前往,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承担着搜集当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情报而为国效命的工作。继西班牙之后,“以经济掠夺为主和以文化传播为辅”成为欧洲各帝国向外扩张的共同价值追求,如英国对印度殖民的过程中,不仅大力传播基督教文化,而且对印度原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进行从上到下的英国式改造,包括建立文官制度、组建政党和议会、实现各邦自治等,特别是通过兴办各类教育机构,大力传播英国文化,广泛培育亲英人士,彻底英化印度人的精神世界。印度原有的种姓制度按照从高到低分别是婆罗门、沙帝利、吠舍、首陀螺四个等级,各个等级的权力和责任有着极其严格的划分,决不可越雷池半步。英国殖民统治者把一整套西方政治文化嫁接到印度文明肌体之上,大力提倡种姓平等、民主参与、契约意识等观念,一方面引发了低种姓阶层反抗压迫的突破运动,原来的金字塔社会结构缓慢向扁平化发展;另一方面也迫使不同种姓组建政党,在议会中争取自身利益,进一步强化了各个种姓之间的封闭性。由之,使得印度的政治文化既未达到西方人渴望的所谓“文明”状态,又脱离了原有阶层各安其位的平静生活,从而不断出现盲目残暴的种姓和宗教骚乱,这也成为二战后欧美霸道政治留给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沉重性负面政治遗产。
 
  3、当代山颠之城美利坚帝国的霸道面相。当代美国保守主义大师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在其代表作《美国秩序的根基》中,上下纵横三千年,将美国秩序的根基牢牢锁定在《旧约》的先知时代,他认为自此之后,西方历史的每一次演变都在为美国秩序的生成发挥着酝酿奠基的作用,耶路撒冷的信仰与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西方历史的涓涓细流最终都融汇到了美利坚的伟大秩序之中。应该说这是一位杰出思想家对自己祖国所作的伟大赞美,但真实的美利坚并非如其所颂扬的那样“集历史之精华,成人间之至善”。故笔者在此试图从反向视角来揭橥美利坚帝国的一体两面性,特别是对其阴毒丑陋的霸道政治面相,择其要者予以描绘。
 
  众所周知,西方学者通常将1619年6月9日一批清教徒初登美国大陆时,制定的反映公平正义精神的《五月花号公约》视为美国文化最早的表征符号,但需指出的是,正是自这批清教徒始,白人对土著印第安人的驱赶和杀戮拉开了序幕,到西部大开发时期达至顶峰,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西部风云》,客观真实地还原了白人移民与印第安人血雨腥风的岁月。美国由最初的十三个州扩张为今天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其间,不乏借助和平赎买方式扩展版土的例证,但通过战争掠夺而获取国土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如1846年至1848年,美国通过与墨西哥的战争,迫使墨西哥将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共计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美国,自此墨西哥元气大伤。不仅如此,美国南北战争后,通过实施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措施,实现了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自19世纪末,其扩张方向开始由大陆转向海外,逐步放弃此前奉行的“不殖民”“不干涉”等颇具保守性质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其间,马汉在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提出了“海权论”主张,他认为:“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得的好处超过寻常份额,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性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凑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而为了获得这种制海权,就必须拥有海上实力,马汉的海权论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指路星辰。1896年美国通过和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的战争,获得了对菲律宾和古巴的军事控制权,之后,又通过一系列卑鄙伎俩吞并了关岛和夏威夷,1903年秘密策划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夺得巴拿马运河开采权和永久租借权。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在英、法、俄协约国和德、意、奥同盟国之间,打着“绝对中立”的幌子大做生意,将炸药输往各交战国,大力生产用于制造枪炮的钢铁,大量向交战国特别是协约国投资,向处于困境的欧洲各国企业贷款,到一战结束时,已有20多个国家成为美国的债务国,美国的黄金储备占了全世界的40%,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再次拔得头筹,和前苏联一道成为战胜国中最强盛的超级大国,并发起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长期冷战。其间,尽管美国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挫折,但从未失去过世界霸主的地位,他把这种现象视为自己作为山颠之城的“天定命运”使然。为了搞垮苏联,其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金融货币展,限制其油气出口,挑唆苏联内部各民族和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向苏联大力输出西方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培植所谓“第五纵队”,诱导苏联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一整套组合拳的共同作用下,苏联这个二战后成长起来的超级大国瞬间轰然倒塌。
 
  再纵观冷战结束后的当代美国历史,美利坚为了保住霸主地位,一方面高举人权、自由、平等、法治等所谓“普世价值”的大旗,吸引世界各国人民为之振臂高呼,来推翻各种不合美国目的的“专制政权”;另一方面又无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随意采取各种单边行动,用坚船利炮打烂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等所谓“专制国家”,乃至通过“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使得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世界陷入经济混乱、政治动荡、难民涌动的泥潭。与此同时,美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美元霸权”的地位,又通过各种经济、军事、政治手段,大肆掠夺阿根廷、希腊、土耳其、委内瑞拉等国财富,来充分满足华尔街金融大亨们的饕餮贪欲。今天的特朗普政府为了确保美国优先,更是以极端霸凌的方式,通过提高关税、发展本国产业、退出各种国际组织等措施来威胁世界各国,特别是把打压中国的快速发展作为首要战略目标,并将之视为上帝赋予美利坚民族的重大历史使命。恰如美国前白宫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所言:“我们正在与中国进行经济战,在未来25-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这充分反映了美国统治阶层对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逻辑判断及其所做出的历史抉择。
 
  著名历史学家F·特纳说过:“扩张力是美国人固有的一种力量。”“如果有人一定断言,美国生活中的扩张性已经完全停止了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冒失的预言家。”然而,我们也必须从历史大纵深的视角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已经从无数过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明白一个基本道理:包容合作双方共赢,对抗冲突彼此互损。这是任何具有战略眼光和清醒头脑的人都共同认可的客观现实,这种价值判断不依任何国家或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那种“自己好处通吃,别人只能完败”的霸道政治模式,或者“历史只能终结于美国”的零和博弈思维,既不能让美国重新回到苏联解体后的单极世界,也无法阻拦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极世界不断生成的人类伟大历史进程。
 
  
作者简介:
靳凤林,清华大学哲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理论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伦理学会政治伦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伦理学会副会长,近年来主要从事政治伦理和比较伦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文章来源
本文原载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为便于阅读,我们于此处省去了原文中的注释与参考文献。如需引用原文,请务必查校期刊原文。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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