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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露璐:理想·现实·外来 ——《白鹿原》中的“乡土伦理”及其人物具象

时间:2020-07-09 15:52 点击:
  摘要:《白鹿原》通过鲜活的乡村道德秩序描写和人物道德心理刻画,呈现了既具白鹿原之“个性禀赋”又具乡土中国之共性特征的道德生活图景。在《白鹿原》的情节和人物刻画中,乡土伦理的两个重要特征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是以父系权威和宗祧意识为特征的家庭(族)伦理,二是以村规民约为基础的管理伦理。“乡土伦理”及其在当时历史背景中所遭遇的冲击,被具象到《白鹿原》中诸多鲜活的人物身上。“朱先生”“白嘉轩”和“田小娥”,最为典型地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农民的道德心理及其面对动荡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作者简介:王露璐,南京师范大学人力资源处处长兼党委教师工作部部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乡村伦理研究”首席专家。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乡村伦理与文化建设研究所“所长。
 
 
  正文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被陈忠实放在小说《白鹿原》的扉页。事实上,《白鹿原》不仅可以被认为是清朝末年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华民族史,更可以被认为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史。小说以陕西关中白鹿原上白鹿村中白、鹿两大家族三代人的恩怨情仇,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和制度变革,同时,也通过鲜活的乡村道德秩序描写和人物道德心理刻画,呈现了既具白鹿原之“个性禀赋”又具乡土中国之共性特征的道德生活图景。
 
  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的开篇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梁漱溟也指出,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工商业等,无不“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可以说,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形成和孕育的基础,家庭和乡村,构成了中国伦理精神的两大源泉。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样式。借用费孝通对中国社会所作出的“乡土性”概括,笔者将这种具有“乡土”特色的中国乡村伦理称为“乡土伦理”。
 
  在《白鹿原》的情节和人物刻画中,乡土伦理的两个重要特征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是以父系权威和宗祧意识为特征的家庭(族)伦理。传统乡村社会的家庭结构的主轴是父子关系这一“纵轴”而不是夫妻关系这一“横轴”,父子关系决定着一个家庭的存在或消亡。这就直接决定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生育观念:一个家庭必须有儿子才能世代相传,反之,就意味着断了“香火”。《白鹿原》的开篇第一章,恰恰是对这种传宗接代的宗祧意识的生动描述。小说主人公白嘉轩娶了四房媳妇先后早逝,其父临终时要求儿子赶紧娶第五房媳妇,嘉轩表示没有“三年孝期未过就办红事的道理”,小说生动地写道:
 
  秉德老汉又扭动起来,眼里的活光倏忽隐退,嘴里又发出嗷嗷嗷呜呜呜的狗一样的叫声,三个人全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嘉轩的一只手腕突然被父亲捉住,那指甲一阵紧似一阵直往肉里抠,垂死的眼睛放出一股凶光,嘴里的白沫不断涌出,在炕上翻滚扭动,那只手却不放松。母亲急了:“快给你爸一句话!”鹿三也急了:“你就应下嘛!”嘉轩“哇”地一声哭了:“爸……我听你的嘱咐……你放心……”秉德老汉立时松了手,往后一仰,蹬了蹬腿就气绝了。【1】
 
  父亲死后,白嘉轩娶的第五房妻子竟然又在半年后病死,面对他的心灰意冷,母亲喝道:
 
  甭摆出那个阴阳丧气的架势!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2】
 
  在这里,身为女性的母亲认为“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恰恰真实地反映了传统乡村社会中夫妻关系在家庭(族)关系中的配轴地位以及大多数女性对自身与男性不平等地位的心理认同。而小说中第七房妻子仙草之所以能够获得在家中的认同,正是源于她完成了“传宗接代”这一最重要的使命:
 
  结婚一年后,这个小厢房厦屋的土炕上传出一声婴儿尖锐的啼哭。仙草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婆婆白赵氏无微不至的服侍。【3】
 
  仙草开始不会纺线织布,这是一个重大缺陷,一个不会纺线织布的女人在家庭里是难以承担主妇的责任的。嘉轩在订娶头几房女人时,媒人首先向他夸奖的总是那女子所受的家教如何严格,茶饭手艺如何利落精致,还会拿来纺下的线穗儿和织成的花格子布供人欣赏。临到娶仙草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只考虑能传宗接代就行了。母亲白赵氏明白这个底里,表现得十分通达十分宽厚。【4】
 
  在父子关系为核心的“纵轴”成为主轴的家庭结构中,父亲必然拥有绝对的权威。这既意味着父亲在一切家庭事务上具有不可挑战的决定权,同时也表明父亲具有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教育子女的责任。
 
  “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连坐’的根据。”【5】
 
  并且,这种责任的承担对于儿子和女儿是不均等的。小说中,白嘉轩非常疼爱的女儿白灵反抗父亲为自己定下的婚约,逃离家庭并走上革命道路,对此,白嘉轩虽然心中极为气恼,但仍在家中保持着自己的威严:
 
  白嘉轩在吃早饭的时候向全家老少威严地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说她。全当她死了。”此后多年,白嘉轩冷着脸对一切问及白灵的亲戚或友人都只有一句话:“死了。甭再问了。”【6】
 
  而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白嘉轩在发现儿子白孝文与田小娥的隐秘时,受到的却是如同“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终点”的致命打击:
 
  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终点,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一脚踏到窑洞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同时也栽倒了。【7】
 
  其后,他不顾家人甚至诸多村中长老的求情,在祠堂面对所有乡亲对自己的儿子执行了极其残酷的族规惩罚:
 
  白嘉轩下手特狠,比上次抽打小娥和狗蛋还要狠过几成。这个儿子丢了他的脸亏了他的心辜负了他对他的期望,他为他丧气败兴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被土匪打断腰杆的劫难,他用刺刷抽击这个孽种是泄恨是真打而不是在族人面前摆摆架式。【8】
 
  但是,在白孝文决意悔改后,他依然允许他重新回到白鹿原并举行了拜谒祖宗的仪式,并且得到了极大的心理补偿:
 
  白嘉轩从族人热烈反响里得到的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心理补偿。他听到人们议论说“龙种终究是龙种”,就感到过去被孝文掏空的心又被他自己给予补偿充实了,人们对族长白家的德仪门风再无非议的因由了。【9】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父子关系这一主轴在传统乡村社会家庭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可以说,这种以父系权威和宗祧意识为特征的家庭伦理,构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也构成了整个《白鹿原》的伦理叙事根基。
 
  传统乡村社会以村规民约为基础的管理伦理,是《白鹿原》中呈现出的乡土伦理又一特征。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自治管理程度远远高于城市,实现这种自治管理依靠的“伦理”,则主要表现为各种以成文或不成文形式存在的村规民约。2012年由王全安导演的电影《白鹿原》,以白嘉轩在祠堂中带领村民诵读《乡约》的场景作为开篇,可以说抓住了小说的一条伦理主线。陈忠实曾在《<白鹿原>创作手记》中多次提到,自己从蓝田县志上抄录的“乡约”中获得的写作信心和对人物架构的影响:
 
  也就在这一刻, 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 不再是干死的条文, 而呈现出生动与鲜活。这部由吕氏兄弟创作的《乡约》 , 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 曾推广到中国南北的乡村。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 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 由此开始孕育。【10】
 
  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白鹿原人,才从内在里显示着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11】
 
  陈忠实在手记中所提到的《乡约》,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成文的村规民约,史称《吕氏乡约》(亦称《蓝田乡约》)。《吕氏乡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规定了乡党邻里之间关系处理的基本准则,包括乡民修身、立业、齐家、交游应遵循的行为规范以及过往迎送、婚丧嫁娶等种种活动的礼仪俗规,并规定了乡约组织的组成和乡约的执行程序和赏罚措施。这些基本准则、行为规范、礼仪俗规和乡约组织及赏罚措施,构成了《白鹿原》对其所呈现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乡村的组织构造、事件变化和人物心理的基本线索。陈忠实曾说:“我创作的《白鹿原》,里面有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可以说,这部《乡约》就是具化了的维系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它构成了整个《白鹿原》伦理叙事的“一条红线”。
 
  在小说中,白嘉轩在听说城里革命没了皇帝剪了辫子放了小脚的时候,不由得提出诸多疑问:
 
  没有了皇帝的日子怎么过?皇粮还纳不纳?是不是还按清家测定的“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纳粮?剪了辫子的男人成什么样子?长着两只大肥脚片的女人还不恶心人?【12】
 
  这时,他的姐夫朱先生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抄写工整的文章,并说:
 
  发为身外之物,剪了倒省得天天耗时费事去梳理。女人的脚生来原为行路,放开了更利于行动,算得好事。唯有今后的日子怎样过才是最大最难的事。我这几天草拟了一个过日子的章法,你看可行不可行?【13】
 
  朱先生所说的章法,便是《乡约》。白嘉轩将这个“章法”通过抄写、讲解、背记等方式让村民学习,又通过“罚跪、罚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等方式处置违反《乡约》的行为:
 
  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14】
 
  其后,白嘉轩又请石匠把《乡约》刻写于石碑并镶立在祠堂正门两边。如果说,此处所描写的是以《乡约》为核心的“礼治”秩序在白鹿原的“立”,那么,在其后的叙事中,“交农”事件带来的《乡约》条文松弛和白嘉轩的整顿、农民协会成立时黑娃的砸碑和白嘉轩对断裂碑石的修补,通过描述这一秩序在白鹿原的“破”与“守”,既表现了涌动的革命大潮对乡村既定秩序的冲击甚至毁灭,又体现了白嘉轩所代表的白鹿原对传统秩序的顽强坚守和重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违背《乡约》礼法的白孝文和黑娃,原先分别代表着既定秩序的继承者和叛逆者,最终却殊途同归地回到了白鹿原,并被白嘉轩允许回归族人祠堂,祭拜祖先,行奉《乡约》。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白鹿原》在人物叙事、革命叙事和道德叙事的融合中充分展现了历史动荡对乡村道德秩序的巨大影响,但是,作者依然表达了对《乡约》所维系的传统乡村秩序的根源认同和情感依赖。
 
  进一步而言,传统乡村道德及其在当时历史背景中所产生的冲突与矛盾,被具化到了《白鹿原》中诸多鲜活的人物身上。其中“朱先生”“白嘉轩”和“田小娥”,最为典型地反映了那一时期中国农民的道德心理及其面对动荡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
 
  朱先生,代表着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理想人格和精神内质。朱先生是小说中唯一一个有完整生活原型的人物。其原型为关中名儒牛兆濂,民间称其为“牛才子”,是《蓝田县志》的编写者。陈忠实从童年起便听到牛才子的诸多传闻,“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因此,在陈忠实的笔下,朱先生既被赋予了中国传统儒家道德坚守者的身份意义,又通过魔幻主义表现形式被赋予了神秘的色彩。陈忠实在创作手记中提及:
 
  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中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这四句语录就可以感知关中学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的精神肉质了。【15】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不难理解,朱先生之所以在小说中被塑造为近乎完人、圣人甚至被神化的形象,体现了以理想化的儒家传统道德维系乡村秩序的美好愿景,也反映了儒家道德文化在乡土社会强大的感召力量。朱先生是白嘉轩乃至整个白鹿原的精神导师,是“白鹿原上最好的先生”,承载着张载四句宣言的道德理想和价值目标,代表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人格。从这一意义上说,朱先生是儒家传统道德的捍卫者,是白鹿原及其所代表的传统乡村秩序的引领者和维护者。
 
  不过,陈忠实在创作手记中同样也提到了关中学派的历史局限及其在社会革命浪潮中遭遇的冲击和痛苦。
 
  然而,到上世纪之初及至三十年代,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兴起的时候,关中学派的某些具体理念的局限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在牛才子身上也很难回避。他坐馆的曾经影响甚远的书院很快冷落,弟子走失,红火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先后有西安和蓝田两家新兴学校聘他为师,他都不能适应而告辞,回到书院编起了县志。我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骤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等等。【16】
 
  换言之,朱先生作为儒家传统道德和秩序的捍卫者,仍然囿于其时代和理念的局限而成为封建秩序的维护者。因此,尽管他看到了现有秩序的问题并支持兆鹏、白灵等人的行为,但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他既感受到无法阻止秩序崩塌的无力感,又仍在本能地以传统的道德准则和道德评价维护现有秩序。他对田小娥的态度,正是这种本能的体现。作为传统儒家道德的代表,朱先生对于女性的道德评价标准仍然囿于那个时代的伦理纲常。朱先生第一次见到朱白氏便认定她为妻,原因正是从她那双“刚柔相济”的眼睛中找到了自己对一个理想妻子的全部要求:
 
  朱先生从涝池边离去时断然肯定,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上猝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17】
 
  这清楚地表明,持节守志,仍然是朱先生对那个时代女性的基本道德评价标准。正是基于这一标准,朱先生自始至终对田小娥充满着鄙视和不屑,甚至体现出少见的冷漠和残酷。
 
  白嘉轩再也压抑不住许久以来蓄积在胸中的怒气,把他早已构想的举措说出来:“我早都想好了,把她的尸骨从窑里挖出来,架起硬柴烧它三天三夜,烧成灰末儿,再撂到滋水河里去,叫她永久不得归附。”朱先生不失冷静地帮他完善这个举措:“把那灰末不要抛撒,当心弄脏了河海。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18】
 
  朱先生甚至亲自构思设计了这座“镇妖塔”,其外形和方向都有其寓意。这里,他费尽心力的“封”“埋”“压”,却也正体现了在急剧变革中传统道德的尴尬和无力。
 
  白嘉轩,代表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现实道德心理结构。陈忠实在创作手记中以“白嘉轩和他的白鹿原”为题,详细阐述了这一人物的写作意象:
 
  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19】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20】
 
  白嘉轩是白鹿原的具象化。从这一意义上说,白嘉轩“不是一个人”,他的言行和心理反映出这一时期白鹿原乃至整个中国乡村社会农民的典型特征,也体现了他们根植于乡土的道德判断、评价及在变革中的道德心理冲突。可以说,儒家道德文化的双重性在白嘉轩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一方面,白嘉轩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把“仁、义、礼、智、信”融合在日常生活中,是儒家道德的忠实实践者,他的身上体现出宽厚仁爱、勤俭自律、清静自守、坚毅刚强的传统美德。他终生以劳动为本,在劳动中获得安心和信心。
 
  “人是个贱虫。人一天到晚坐着浑身不自在,吃饭不香,睡觉不实,总觉得慌惶兮兮。人一干活,吃饭香了,睡觉也踏实了,觉得皇帝都不怯了。”【21】
 
  对长工鹿三,他宽厚仁慈,向来当自家人看待。鹿三的儿子黑娃打断了白嘉轩的腰,致使他走起路来“活像一只狗的形体”,最终依然被他原谅和接受。甚至对鹿子霖,他的表现也可谓仁义之至。另一方面,白嘉轩身上也体现出儒家道德文化中的封建守旧、封闭狭隘和小农理性。他固守伦理纲常,对于违反者表现出残酷、冷漠、不讲情面、不通情理的“卫道士”形象;他刻守“耕读传家”的传统,反对儿子进新式学堂读书;他精于算计,带头种植鸦片获利,在“买地”“换地”中甚至显得狡诈……凡此种种,都体现出白嘉轩这一人物本身就是一个道德冲突和矛盾的结合体。这种冲突和矛盾,也构成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生活在白鹿原上的农民在当时社会急剧变革中的现实道德心理结构。
 
  田小娥,代表这一时期冲击乡村传统道德和秩序的“外来”力量。田小娥是小说及改编作品中最受关注且争议最多的人物。她和黑娃私奔到白鹿村,但无论在空间还是身份上,她都始终是一个不被认同的“外来者”。她无法入原,只能住在村口窑洞;她无法进祠堂,始终不被认可。她为了救黑娃,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孝文,最终被视为祸水而被杀死,甚至在死后还被压上了“镇妖塔”。
 
  小说对田小娥的描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没有接受过教育,依照身体本能(甚至是动物本能)行事,完全没有所谓“道德”观念,即使是报复他人的方式,如把郭举人的“阴枣”扔入尿盆、朝鹿子霖头上小便,也是完全基于或利用身体的低俗、无力而恶作剧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不受既定道德观念和规范的约束,她又能够更加意识到这个世界的扭曲,并且具有反抗既定秩序的勇气和力量。也正是这种反抗及其对现有秩序的强大冲击,使朱先生、白嘉轩为代表的乡村社会主流始终对田小娥表现出排斥甚至恐惧。
 
  应当看到,对田小娥的道德心理分析不能脱离小说所体现的历史背景。陈忠实在手记中提及,田小娥这个人物是在自己阅读县志时,在四、五个卷本的贞妇烈女的阅读中产生的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毒的意念。
 
  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女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22】
 
  在《白鹿原》所体现的乡村社会,女性在家庭(族)伦理关系中完全处于一种从属性的工具地位,没有独立人格。但是,这种压抑之下又必然产生叛逆和反抗。从一定意义上说,作品把田小娥这个人物设为“外来力量”的代表,并且赋予其基于人性本能的道德叛逆特征。在白嘉轩看来,这种叛逆与黑娃、白灵等人的叛逆完全不同,是他最不能接受的外来力量,是一种代表着彻底打破原有秩序的力量。因此,他竭尽所有手段、完全没有任何松动余地的将其拒之原外,但却无法料想这种力量与本土的反叛力量出现了某种结合,进一步导致对现有秩序的毁坏。
 
  《白鹿原》所反映的乡村伦理特征及其典型人物的道德心理和冲突,无疑是当时中国乡村社会伦理关系、道德生活和农民道德心理的生动呈现。但是,正如作品本身及陈忠实先生在手记中强调的,《白鹿原》既“和我们悠远的历史基本同步,没有隔绝,更不是世外桃源”,但是,这道原又具有独特的“个性化禀赋”。在这一意义上,作品也为关于中国乡村的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研究提供了寻求“普适性价值”和“地方性知识”有效结合的方法论参考。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第14页、第53页、第54页、第208页、第295页,第298页,第507页,第686页,第692页,第91—92页,第92页,第93-94页,第687页,第689-690页,第690页,第404页,第471-472页,第690页,第693页,第507页,第686页。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责任编辑:宣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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