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会员之窗 > 成果展示 >

张怀承:略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学科特性

发布时间:2016-09-09 15:11

--与中国哲学史相比较
 
作者简介:张怀承,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工程”教材《中国伦理思想史》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原文信息:论文发表于《伦理学研究》2015年11月第6期。   

  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由于中国文化的德性主义色彩浓厚,哲学史与伦理思想史的紧密联系很难使二者有一个泾渭分明的边界。本文认为,这种边界的交融性来自学科的交叉性和从属性,但各自的主要论域、关注的重点和核心范畴均有不同。分辨这种差异,对于准确理解二者的学科特性、搞好教材的编写、课堂教学和研究学习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教材编写和教学过程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授课教师还是听课的学生,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伦理思想史的学科特点是什么?它与中国哲学史有什么联系和区别。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伦理思想史的学科边界问题,沈善洪先生指出:“伦理思想,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历代许多都把伦理学说作为他们思想体系的中心。在传统思想中,各学科之间的分离还不甚显著,界限也不甚明确,伦理思想和哲学、政治学说往往是混同在一起的。因此,在研究中国文物古迹学说史时,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确定中国伦理学说史的特殊的研究对象,以及它与哲学、政治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和联系。”在编写《中国伦理思想史》教材的过程中,我们就遇到如何处理中国伦理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关系问题。这两门课程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讲述的古代思想的学者对象相同,诠释的文本也大致相同。这种对象和内容的交叉性,需要我们在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中把握住二者各自的特性和边界。
 
1
  首先,我们从二者的学科关系来看。目前中国的学科划分有两个系列,一个是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编制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一个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编制和发布的《学科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9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指出:“本标准主要依据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的本质属性或特征,学科的研究方法,学科的派别来源,学科研究的目的与目标等五方面进行划分。”这一表述规定了学科划分的五条标准和依据,根据这些标准,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伦理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规定性。
   第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编制的《学科目录》中有如下表述:“中国哲学是关于中华民族哲学思维发展历程、学派思潮、理论特征、演化规律、时代价值的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伦理学是研究伦理、道德的学科,在哲学所追求的真善美价值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伦理、道德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形式上看,这两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各不相同,依后者的规定,中国伦理思想史则是研究中华民族伦理道德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但由于伦理学属于哲学学科,所以,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叠和交叉的现象。具体说来,二者研究的人物在范围上基本上是相同的。
   第二,学科的本质属性或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9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规定在哲学学科中有10 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亦称科学技术哲学)、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哲学其他学科。宗教学不属哲学学科。教育部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0 年制定的学科目录哲学学科下设8 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等。在上述两个目录中,伦理学和中国哲学(史)都属于哲学的二级学科。前者是道德哲学,划分的依据是哲学研究对象的类别;后者是区域性的哲学,划分的依据是不同的民族文化,二者不是一个序列的学科,而有一种涵盖性:哲学涵盖伦理学,中国哲学显然也就涵盖中国伦理思想。中国伦理思想史作为三级学科以中国的伦理思想为研究对象,从性质上说归属于伦理学这个二级学科,而从区域的标准划分又可以归属于中国哲学。
  第三,学科的研究方法。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在研究方法上同大于异,它们都是思想史,通用史学的研究方法,都以文本的解读、诠释为主要手段,都要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都需要哲学思辨的方法去进行分析和评判。这是因为伦理学可以说是道德哲学,所以,一般哲学方法二者是共同的。但是,二者的区别在于,哲学史侧重于逻辑思辨的分析,而伦理思想史则更多地运用善恶价值评判。
  第四,学科的派别来源。从学科的来源看,中国现代意义的学科划分是源自西方,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出现都是近代以后的事情。朱贻庭先生在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序言”中说:“在中国思想史中,伦理思想极为丰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伦理思想的研究,一直从属于中国哲学史体系之中,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固守这种格局,束缚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也无益于中国哲学吏研究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也由于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需要,以及总结历史道德遗产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人们正越来越感到建立中国伦理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最早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著作是蔡元培先生192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伦理学史》,一般认为这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系统研究的开端,实际上1985 年之后,中国大陆才真正出现成规模的研究。可见,中国伦理思想史相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具有一定的派生性。
  第五,学科研究的目的与目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是,描述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发生发展状况,总结其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哲学思维的经验教训,提升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中国伦理思想史的研究目的是,阐释中国道德学说的基本内容、道德原则和规范体系,总结伦理思想演变的历史进程、特点和规律,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文化传统。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明确的区别。
  总而言之,从学科分类来看,由于中国哲学史和伦理学作为哲学二级学科,其划分不是一个标准,一个是按照哲学思想发生的区域划分,一个是按照哲学思想涵盖的内容划分,二者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不同学科,在研究范围、对象上就存在交叉的现象。而中国伦理思想史作为伦理学的三级学科,既依据了区域划分的标准,又依据了内涵划分的标准。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伦理思想史属于中国哲学与伦理学交叉而产生的一个学科。
 
 
2
  通过上述学科分类标准依据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在学科上的交叉性所造成的二者在许多方面的重叠、相近和相融性,也不难发现二者各自的学科独特性。二者的同,反映的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两个学科在学科属性上的从属性。如前所述,具有区域思想史的性质,且二者的区域范围相同。这就带来了第一个同:研究的思想家人物的对象、诠释的文本基本相同。
  现代意义的学科分类在中国是在近代以后出现的,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完整的或者完全相对应的现代学科划分。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在认识、研究和解释对象世界时,是将对象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其根本目的是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促进人自身的幸福与完善。这些认识、研究和解释,就表现为思想家的思想,并汇聚和积淀成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无论中国哲学史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都是以中国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为研究对象,这就导致了二者的第一个共同点:研究的人物基本相同。同一个文化区域范围内的学术思想史的不同学科之间往往都会有人物重叠的现象,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法律思想等等,这是因为历史上的思想人物虽然很多,但对社会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为数并不多。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对社会历史产生重要影响,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精神,代表着时代的价值取向,对现实生活有着积极的价值,不同的学科思想史,往往都无法撇开这些重要的思想家。但是,不同一级学科的思想史虽然会在人物上有重叠,却有为数众多的不同的思想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由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在一级学科的层面说都属于中国的哲学的思想史,因此,人物对象的重叠性就远远高于不同一级学科的学科思想史之间的重叠现象。这就会导致一个现实的问题:中国哲学史作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基础性知识学科,学习后者时往往要求先预修前者,如是,在学过中国哲学史之后再学习中国伦理思想史,所讲述的内容会给学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会淡化伦理思想史的学科性质以及学生学习的兴趣。
  从人物的相同又衍生出分析、诠释的文本相同。思想家的思想是以其著作为载体的,对思想史的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思想家保存下来的文本的解读。而思想家的思想并不局限在流传下来的文本之中,而且有些著述还没有流传下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思想史的著作,都无法完全再现思想历史的全过程,冯友兰先生才区分“真实的历史”和“人写的历史”,并认为人写的历史无法再现真实的历史。我们不完全同意冯先生的观点,因为思想家流传下来的著作是真实的,而且是其真实思想的真实记载,通过正确的解读,我们可以还原思想家的思想。但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现代的学科划分,因此,也就很难有今天学科意义上的纯哲学著作和纯伦理学著作。如记载孔子思想的都是《论语》,记载老子思想的只有《道德经》,我们很难严格地说它们究竟是哲学著作还是伦理学著作。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特点是释经文化,其思想往往是围绕某一经典进行阐发的,他们所表述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本身就是糅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的。在描述不同学科思想史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现代划分的学科性质、范围和视域进行解读的,从而对同一文本的研究,就有了不同的学科思想史,这也造成了学者在学习这两门课程时会产生内容重复的感觉。
第三,这两门课程内容上的确有重叠,其原因就是它们都属于哲学这个一级学科。中国哲学史课程除了介绍思想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外,也会要讲思想家主要的伦理思想,并且将伦理思想视为思想家的哲学思想落实到人与社会,服务现实的主要内容。伦理思想史课程除了介绍思想家的道德学说之外,也要讲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尤其是本体论思想,以揭示其伦理思想的本体依据。而且这两门课程都要都要研究思想家关于人性问题的学说,哲学史研究人性思想是介绍思想家对人的本质、本性的认识,伦理思想史研究人性是揭示思想家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此其主要之同。正是由于有这种无法避免的同,我们在教材编写和课堂讲授之时,才需要把握这两门课程各自的边界,不能将哲学史写成伦理思想史,更不能将伦理思想史写成哲学史。伦理思想史绝不是在介绍思想家的哲学思想时在其中加一节伦理思想的内容,它具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视角和理论形态。因此,二者之同反映了学科的交叉性,而二者之异才是确定其学科边界的重要因素。
  哲学史主要研究的范围是思想家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认识一般规律的看法,其主要的论域是本体论、存在论、方法论、认识论等等,分析的旨归是真理性问题,讨论的对象主要是主客体关系,特征是思辨性。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哲学具有鲜明的德性主义色彩,因而上述问题都具有道德的意义,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我们不注意把握哲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坚守哲学学科的独特论域,就会介入伦理思想的领域。伦理思想史主要的研究范围是思想家的道德学说,主要的论域是道德论(包括道德的本质、起源、功能和特点等)、价值论、道德修养论、道德教育论和人生观等等,分析的旨归是善恶问题,讨论的对象主要是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灵与肉)的关系,特征是对人与社会完善的关注。但是,伦理学又可以说是道德哲学,道德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描述,而是一种价值抽象,因此,伦理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注意其思辨性,可以用哲学思辨的方法进行分析。在某种意义上,伦理学又是门实践哲学,它必须落实到人自身,落实到现实生活,如果跨越了伦理思想的独特领域,就容易演化成泛伦理学或者所谓的大伦理学,而使其边界更加不确定。由于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各自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和论域,就衍生出了二者在体系建构、主要的命题、范畴的不同。二者的同是异中之同,二者的异是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是说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作为不同的学科史同属哲学学科、同属区域性的思想史;同中之异则是对二者边界的规定,是学科特性的表现。因此,对同一人物、同一命题、同一范畴(概念)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分析的视域和侧重点不同。
  例如,理作为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其基本内涵有万物的本体、事物的规律规则以及道德原则等规定,在其思想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哲学史和伦理思想史都必须研究它在各自的学科思想中的意义,但具体的阐释二者是有明显差异的。以朱熹的思想为例,中国哲学史首先阐释其上述三种意蕴,强调的是其先天性,“第一,它先于并决定于天地万物而存在。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理在天地万物之先,有理然后才有天地,无理则无天地无万物。故理决定着天地万物的存在。第二,理超越于天地万物之上,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存在,‘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显然,这个理只能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绝对精神。第三,理是客观自然的存在,无情意,无造作。理学与以前天命论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视为本体的理,不像有意志的天那样是一种人格神,而是一种客观精神、绝对观念,它作为万物的本体存在于万物的本质之中,而不是能够赏善罚恶的主宰。朱熹说:‘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的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在阐述了理的这种性质之后,接下来主要是通过理气关系、理一分殊等分析理的哲学本体意义。道德原则的规定性,只是合并在其中分析,不是重点。而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解读则不同,它也肯定朱熹理范畴的三重涵意,但重点不在讲理是万物的本体,而是强调理是道德的本体。“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是指称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范畴,是事物生成、变化、消亡的内在必然,朱熹将事物的这种必然规定为所以然,并进而视之为所当然,理就涵盖了本体、规律和道德原则三重意蕴,必然之理和当然之则获得了统一。”引用的材料也侧重在这个方面:“至于天下之物,则必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大学或问》卷二)“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当然之则,具于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也。”(《经筵讲义》,《朱子集》卷十五)因此,它不着重分析理与气、与物的关系,而揭示朱熹以理构建道德本体论的意义。“这种道德本体论的建构还有两层意义。第一,纲常名教的真理性绝对性确立之后,道德就赋予了先验性的意义。天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对于万事万物而言具有先在性,建立在天理本体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也同样具有了先在性。‘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语类》卷九十五)第二,当道德的绝对性、至上性和合理性的论证最终完成之后,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思想的活力被限制,道德将逐渐走向僵化、教条化。”
  可见,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所阐述的思想的命题、范畴、概念相同,但其理论视角、解读的重点是有明显差异的,这就是二者的学科边界。
 
 
3
  最后,我们以王夫之为个案,具体对比分析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共同性、差异性和学科边界。为了直接阐明自己的理解,以下所引用的限于本人的著述。
  在中国哲学史中,王夫之思想的标题是“王夫之‘理依于气’的哲学思想”,表明要阐述的的核心内容是以理气关系为中心的。其结构为:一、实有论的宇宙观:(1)理气观,(2)道器观,(3)诚- 实有说,(4)王夫之哲学的体系结构及其性质;二、能必副其所的认识论:(1)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2)形神物三相遇知觉乃发,(3)知行相资以为用;三、辩证法思想:(1)分一为二和合二以一,(2)动静观;四、人性论:(1)性者生理,(2)继善成性,(3)习与性成。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王夫之思想的标题直接就是“王夫之的伦理思想”,没有加修饰词是因为教材体例的限制,本人在另外的著述中表述的是“成身成性的伦理思想”。其结构为:一、理欲合性的人性论:(1)人性是理与欲的统一,(2)反对割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为二,强调气质与义理的统一,(3)人性日生日成,(4)习与性成;二、继善成性的道德修养方法:(1)从道以生德,(2)以德凝道;三、义利并重的价值观:(1)义为立人之道,利为生人之用,(2)利中有义,利并不与义相对立,(3)义非不利,义本身包含着利。
  从两者的结构对比不难发现,中哲史和中伦史二者的体系建构有明显的差异,前者重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人性论,其理论体系是建立在本体论基础之上,主要分析的是主体和客体、本体与现象等关系;后者重在人性论、修养论和价值观,其体系是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主要分析的是人的本性,人的存在和人的完善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无论是理论的视域、关注的重点还是分析的框架,它们之间的特色反映出了各自的学科特性。
具体比较其内容,因为二者属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各自有着不同的内容,这一点无需多说。作者在另外一本介绍王夫之生平思想的著作中将其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一并阐述的时候,基本的内容就没有重复了,其“气化氤氲的哲学思想”分别介绍心性天理据依气说、道器相成交与为体、能所相副知行相资、一分为二合二以一、阴阳聚散动静相涵,其“成身成性的伦理思想”分别介绍理欲合性可成可革、道得于心义重利用、欲中寓理理以导欲、顺性养正以德凝道、珍身务义身任天下。这是因为系统介绍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时候,避免了跨学科的重复。而在不同学科分别介绍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时,重复就不可避免。本文是对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进行学科边界的分析,当同一思想家分处两个学科史之中的时候,不同的部分当然可以反映学科特性,关键是在相同的部分中,如何确定学科的边界。所以,这里只比较相同的内容,那就是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史中,关于王夫之的人性论我们介绍了三个观点:性者生理、继善成性、习与性成。它们只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部分,是对人的本质和本性的认识。第一点主要分析王夫之将传统的“性者理也”改造成“性者生理”,传统的观点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之理,而王夫之的生理则肯定这个理是“知觉运动之理也,食色之理也”,坚持人性建立在人的自然存在的基础之上,是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第二点继善成性主要探讨人性善的先天根据,分析王夫之以善为“阴阳健顺之德”,此善为天道之善,人继此天道之善而凝定于心,即成人性之善的观点。第三点介绍王夫之以不善为后天环境(习气、习俗)的影响的观点。这里揭示的主要是王夫之对人性的基本规定与程朱学说的差异,他对人性善恶的独特理解以及对人性完善的基本观点,也就是说,介绍他对人性本身的理解。
  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人性问题就成为了整个体系的基础。通过对人性内涵理欲合性规定的分析,引申出王夫之对理欲关系的论述,揭示他对人的感性欲望的客观肯定和禁欲主义的批判,王夫之指出,天理与人欲不相对立,理就存在于欲之中,离开了人欲,就无所谓天理。他说:“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八)在王夫之看来,天地有自然之产,故人有自然之欲;人有自然之欲,因而有调节它们的道德准则,这是天道流行、生生不息的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定人的欲求,就是对人的现实生命的直接否定:“夫欲无色,则无如无目;欲无声,则无如无耳;欲无味,则无如无口。”(《尚书引义》卷六)“继善承性”在中国哲学史中是分析其对人性之善的天道根据的规定,也就是揭示王夫之对善的先天性的理解。而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则是从道德修养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的,阐释王夫之对道德修养的实质、方法和途径的论述。“继善成性”强调在道德修养上人对于天道之善的积极承接和把握,由于天道是客观自然的,故成就什么样的人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继之则善矣,不继则不善矣。天无所不继,故善不穷;人有所不继,故恶兴焉。”(《周易外传》卷五)由此,他认为道德修养是天道之善在人心中的凝结,得道之谓德,“性之得”与“学之得”是得道即道德修养的两种不同途径,性之得是对自身道德本性的觉悟,性为天赋,故称之为“性之德”;学之得则是向外学习而获得的后天之德。所谓“知道而力行之”,即主体对道有所认识之后在道德践履中积极行道。前者可以称之为“以德凝道”,后者则叫做“从道生德”。
  以上所述是作者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对王夫之人性论的不同分析与论证,之所以做这种引述,是为了更加清晰和具体地分析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分辨它们的同与异,从而揭示它们的学科性质和边界。通过这种比较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伦理思想史是哲学学科中不同层次的下位学科,而中国伦理思想史又比中国哲学史低一个层次,且二者的划分标准有差异。作为不同的学科,它们有着不同的理论视域、框架体系和研究范围。但由于中国哲学史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它理论上可以涵盖除以地域划分的学科之外所有哲学学科下属的其他学科的历史,故涵盖了伦理思想史。而因为划分标准逻辑上的兼容性,更导致了二者之间的交叉与重叠。因此,我们在进行这两门课程的教材编写和教学的时候,必须清晰地把握二者的学科性质和各自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