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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恒天:传统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及其后果

发布时间:2016-09-02 10:44

  作者信息:高恒天,男,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后。
  原文信息:原文2013年发表于湖湘论坛第5期。
  
  从伦理学的纯理论层面看,中国的传统伦理和哲学互相交织,一直注重“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从先秦孔孟“仁”的原则和“心性论”的提出,到两汉魏晋时期对道德宗教化、神秘化的论证及儒、释、道的相互冲撞融合,再到宋明理学完整伦理本体论的形成,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了至高永恒的地位。这些纯理论层面的努力在理论上决定了道德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而人则是道德的工具。
  从伦理学的实践层面看,问题却要复杂得多,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 一部分人为道德而道德的主张和实践恰恰成为另一部分人利用道德达到其不道德的目的的条件,这另一部分人当中的一些人,从来不会自觉地为道德而道德,而是仅仅把道德当作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手段。所谓传统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就是指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或集团把传统道德当作一种达到其不道德的目的的手段或手段的构成要素。
  
  一、传统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方式
  在现实实践的层面上,传统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方式主要有:
  第一,传统的主流道德规范被不道德地利用。在传统社会中,凡是统治者或国家提倡的道德规范就是主流的道德规范。例如,魏晋之际,“孝”被宣扬为主流的道德规范,司马氏政权就标榜以孝治天下,而以“不孝”、“蔑视礼法”的罪名来诛除异己。嵇康的“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便是对司马氏利用主流道德规范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无情揭露。
  第二,传统的道德品质被不道德地利用。道德品质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原则规范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与凝结,是人们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道德倾向和特征。这种比较稳定的道德倾向和特征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被当作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其实,利用别人的道德品质而实现己方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鬼谷子较系统地认识到了,“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 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在《三国演义》中,赤壁之战后,曹操率领着溃逃的残兵败将与早已在华容道上严阵以待的关公遭遇,为了摆脱困境,曹操的谋士程昱说:“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 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操从其说,果然得以走脱,这可以说是利用对方的道德品质实现已方目的的范例。
  第三,传统的道德舆论( 包括制造道德舆论) 被不道德地利用。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如郑庄公明知弟弟公叔段要夺他的权位,但他不事先设法劝阻,而是等待有了谋反的事实后,再从道义上居高临下,鸣鼓击之。他早就胸有成竹地认为:“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说明他事先就把道德舆论用于谋略之中了。当李世民的谋士劝他先下手除掉要加害于他的两个兄弟时,李世民回答说:“吾诚知祸在旦夕,意欲待其先发,然后以义讨之”。这清楚地表明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把道德舆论加以利用的倾向,因为获得道德舆论的支持容易争得人心、动员大众、取得更多的人的同情和援助。正如孟子所谓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纵观历史,每个从血腥中登上皇位的皇帝,无不打着得道、有德的大旗,宣扬自己是如何地顺天意、得民心,如何地救天下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但事实往往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儒家的“道义”在他们那里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第四,传统的道德事迹被不道德地利用。这主要指进行道德投资或使道德资本化(这包括道德的政治资本化、道德的经济资本化等) 。在某种意义上,当一种因素在运用过程中能带来比该因素本身还大的利益时,那么该因素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资本。当有些人利用道德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时,他就是把道德经济资本化了,当他们利用道德来取得更大的政治利益时,他就是把道德政治资本化了。历史上不少人把道德当作一种“期货”来看待,甚至 当作一种投资,一种风险投资。如晏婴在谈到齐国政权将归田成氏时说:“齐其为陈氏矣! 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其爱民如父母”。田成氏正是通过这样一些道德事迹在齐国取得了道义上的崇高地位,从而为最终在齐国轻易取得最高统治权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道德在此被不道德地利用,庄子也有深刻的揭露:“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 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首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 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孟偿君的门人冯驩在薛地烧券书,免除当地人的高利贷债务,目的在于“令薜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这实际上是把道德当作一种投资来看待的。这些事例使人看到经济利益与道德、道德与政治利益之间的转化关系,甚至使人看到各种利益之间的转化关系。正是因为有这种转化关系,道德本身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资本。从历史上看,道德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转化是最明显不过的,周之代商,正是一个道德资本化为政治资本的过程。中国“妈妈”胡漫丽收留孤儿开办儿童村,利用自己的“义举”骗取捐款以供自己的女儿出国留学的事实可以说是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现代版。这是一个典型的将道德资本化运营的案件。甚至可以说就是道德诈骗。
  第五,传统的道德教育被不道德地利用。历来的皇权专制统治者都忘不了用道德教育来巩固并延续其统治,这种道德教化的结果造成了臣民中愚忠、愚孝的扭曲人格心理,使人们丧失掉独立的人格精神,完全变成受专制权力支配的忠臣顺民。谭嗣同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一切独夫民贼之所以热衷于提倡纲常名教,其用意所在乃以之作为“愚黔首之术”。例如“孝”的说教就可使人自幼便养成对上绝对顺从的性格,历代统治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教孝”,其目的“就是教一般人恭恭敬敬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工厂’”。 
   第六,传统的道德典型被不道德地利用。皇权专制统治者通过行政手段对忠孝节义之人表彰、奖励,以显其行,并倡导社会效仿之风的旌表制度就是一种利用道德典型的制度。其目的是推广教化、愚 弄民众以维护皇权专制统治。在皇权专制统治者不道德地利用道德典型的同时,众多的皇权专制下的宗法制家庭也利用道德典型以换取其家庭或家族好处。有资料表明:“自贞节牌坊诞生后,直至清朝前期,所建多为专坊。由于统治者对贞节的大力宣扬,获得旌表的家庭既有名声上的美誉,又有物质上的实利,而官府所给的三十两建坊银往往在建立牌坊后,尚有相当节余,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诱惑使得诸多妇女、家庭对贞节牌坊趋之若鹜,节烈妇女激增,贞节牌坊亦呈建不胜建之势。”这不但显示了当时的道德典型被不道德地利用的双重性,即官方和家族同时或共谋利用道德典型以获得政治或经济利益,而且也说明道德在这些利用者的生活中已经是一种伪道德。
  以上是传统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主要方式,实际上还有其它众多的方式,如道德理想、道德情感、道德目的、道德行为、良心、道德意志、道德观念等被不道德地利用。在传统社会中,一些人把道德当作达到其它目的的手段,道德就像衣服一样,随着目的的变化而决定是穿还是不穿,如果穿又因目的而决定穿多少,有利于达到目的就穿在身上,不利于达到目的置之不理。例如,汉十二年秋,刘邦亲自率军镇压造反的黥布,但却不断地派人打探萧何在做什么,有人识破了刘邦的用心,便对萧何说“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 上心乃安。”萧何于是做了些有损自己道德声誉的事,刘邦果然很高兴。这是对道德声誉进行调控的明哲保身之举,也显示了传统道德被利用的智慧。
  
  二、传统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后果
  既然在实践的层面上大量存在着传统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情形,那么就非常有必要弄清楚这种道德被利用的后果,而这些后果主要有:
  第一,使传统道德沦为“吃人道德”。在众多的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现象中,如果利用道德的目的本身就是邪恶的,或者是不可告人的,则往往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不但是产生道德危机的根源之一,而且也使不少道德的善男信女成为任人宰割的“道德羔羊”或道德的牺牲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虞最先指出“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鲁迅则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揭露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胡适则更具体地指责那种“巴望别人家的女儿替他家做烈女”是“全无心肝的贞操论”;旌表烈女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罪恶”;“劝人做烈女,罪等于故意杀人”。这些都是对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后果的无情揭露。
  第二,从道德实践层面宣告了传统儒家伦理理论的失灵。在西方的主流伦理文化中,伦理道德作为世俗人生的工具而存在,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则一直将伦理原则提高到世界观、认识论甚至方法论的高度。这样,道德成了宇宙的本体、永恒的法则和人文价值的最高标准,而人则仅仅是道德的体现物或道德的物化。道德相对于功利永远具有至上性。人只能一切听命于道德。“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这种思想的极端表述。但在道德实践上,人的自由意志并不会无条件地按照这样的理论和要求行事,大量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现象的存在无疑显示了这种极端理论的失灵。即是有人如此行事,但由于大量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行为的存在,使得这种行事方式对于整个社会也往往是无济于事。庄子的表述更是入木三分:“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在某种意义上,庄子其实在两千多年前就指出了传统儒家伦理理论的失灵。
  第三,损害维持传统社会公正的廉价资源。在正常的社会道德生活中,道德有着维持社会利益公正分配的功能,它使不少富人自由地选择乐善好施的道德行为,它使有能力的人自由地扶贫济困、见义勇为、热心于公益事业。但在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情形下,这些人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义举被人不道德的利用而暂时地或永久地停止他们的义举,从而使道德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的功能顿然消失,以道德来维护社会利益的公正分配是一种廉价高效的维护公正方式。但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却严重地损害了这种维护公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不但使道德的维护公正功能弱化,而且反过来会加大社会的不公正程度,一些人正是打着道德的幌子而巧取豪夺,从而使社会利益更加不公正地在社会中分配。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维护社会公正的成本。
  第四,传统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还大大地提高了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本。在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得不到遏制的情况下,就会有更多的人转而加入不道德地利用道德之列,有不少无耻之徒甚至搞道德诈骗,不少骗子就是利用别人的道德之心,如辞让之心、羞恶之心、义愤之心、仁爱之心、信任之心来实现其不可告人之目的。正由于道德如此被非道德地利用,所以社会上见义勇为的事例和人物日见稀少,道德冷漠就会扩大,传统社会“道德滑坡”就不可避免,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中国传统社会中久盛不衰的格言就会成为人际交往准则,而在操作层面上的“慎言、慎行、慎听、慎交友、知人、勿结怨、韬光养晦、莫管闲事、以忍求全”就会深入人们的道德实践。一旦人际交往如此进行,无疑会极大地提高人际交往成本,而人们将会因为普遍缺乏道德信任而深感活得很累。
  第五,对传统道德教育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传统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使那些不甘心沦为“道德羔羊”的人“望德却步”,他们总是对道德怀有诫心,从而为道德发挥其进一步的道德教化功能设置了严重障碍。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还引起了一部分人对道德的反感,长此以往,“人们不但不会再相信道德说教,反而会产生对道德教育本身的麻木、厌恶和嘲讽以至怀疑一切道德”。
  第六,严重地动摇、挫伤人们的道德之心。在一定的条件或社会环境之中,道德的工具化会产生这样的后果,即它使一个人的慷慨义举成为养成别人对慷慨行为者的依赖,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养成这些行为受益人用狡诈欺骗来骗取慷慨者对他们的同情,这正如卢梭所说的“任何一个行善的动机都不过是别人向我抛出的诱饵,以引诱我落入陷阱,使我不得脱身”。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道德义举不但被人不道德地利用、不但没有使自己的道德行为被人发杨光大,反而还培养了别人的虚伪和狡诈。在这样的后果面前,道德行为者的基于道德的乐趣不但荡然无存,而且还会激起一种义愤,甚至产生一种羞辱之感,这无疑会使人们转而对道德行为本身的价值产生动摇与怀疑,并进而挫伤人们的道德之心。
  传统道德被不道德地利用的这些后果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运行机制来说是极其深刻的教训,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与德治国家的现时代,应当对传统道德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深入的反思,现代人应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避免前人之“覆辙”并造就更优更新的道德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