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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珺: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中的生态文明政治观念

发布时间:2016-08-08 13:33

  现代国家治理是指超越传统集权统治的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的管理方式,主要特征是非集权的、全面法治的、追求文明的、手段科学化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我国不断推进政治变革指明了方向,也为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创新、有效的政治实践范式,同样成为研究生态文明政治观念的理论视域和思维理路。
  一、生态文明政治观念的建构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使国家治理从政府角色、自然定位、工具运用、治理思路等各个方面超越传统走向现代化,即实现国家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探索实现的从自己国情出发的现代化转型道路,其政治观念的建构也必须基于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政治实践。由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基本是政府主导的,因此“有效”市场需要一个“强”政府;同时,中国走向生态文明又亟需减轻政治负重,增强社会活力,就需要一个“小”政府,因此,小而强的政府是生态文明政治观念建构基础的物化形态,藉此从政府主体角色、治理路径、发展思路等方面衍生出生态文明政治观念的建构基础。
  1、政府权力的角色转换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建国以来的政府权力运用才开始步入现代化转型的轨道。之前的探索经历了从全权到放权,再从抓权到限权的角色转换过程。全权主要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角色,政府大而强,从经济命脉到针头线脑,权力渗透到社会有机体的每根血管的末梢,只有有国家政府权力全面控制的所谓国营市场,市场经济基本不存在。优势就是一切商品生产、流通、消费都在国家计划之中,应当是没有浪费,社会公平;劣势是显而易见的,政府统的过死,经济缺乏活力,容易产生大锅饭,简单平均主义,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受到压制。并且由于政府权力过大,缺乏监管,产生威权政治,类似大炼钢铁,大跃进之类同样造成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极大浪费;威权与等级制无法剥离,形式公平的表象下是利益分配的实质不公正。
  改革开放开启了全权政府的角色转化之路,中国探索着自己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但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依然是计划思维主导,并且由于双轨制的实质存在,产生了极富时代性的“官倒”等畸形状况,暴富与腐败傍生。1992年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市场和计划只是看作经济发展的两种手段,而将其意识形态属性悬置,这个理论突破为政府角色定位提供了思想指导。大政府不变的情况下,部分方面弱化政府权力,还权于市场形成共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外资、民营,乡镇企业发展迅猛,促进了高就业率,带动了劳动者创业热情,人们的观念也开始转变,官员下海,择业不进国企等,中国经济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尚处于试水期,缺乏规制的市场与市场本身的自由发展趋势二者叠加,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明显,生态危机比经济发展成为更需要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就是自然生态恶化倒逼下的生态政治决策。同时出现的政府权力集中又是政府角色的一次调整。1998年,中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有企业大量出现亏损、倒闭和职工下岗的情况,由于国有经济所占比重还比较高,所以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随后,中央提出了国企三年改革脱困的计划,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国有经济收缩到垄断行业和更具优势的竞争领域,这种在经济布局上顺势而为的调整构成了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一个重要体制基础。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要求央企进入行业前三名才能避免被淘汰,这使得央企必须要不断扩张、收购、兼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由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有利,企业界和社会的普遍感受是政府权力更大了。国企的做大做强与政府在其中决定性的投资与审批权限,也使得政府大而强的模式得到加强,在滋生腐败的同时制约了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市场“守夜人”,任何领域的进一步改革都会涉及政府职能。不解决好政府在权力运用方面的职能错位、越位、缺位问题,改革就难以推进。新一届中央政府对政府角色有了更理性和更清醒的定位,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双管齐下,小而强的政府正在形成。简政放权就是把“该放的权放掉”,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激发市场活力,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加强监管就是把“该管的事管好”,既要发展经济,更要保护生存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用制度防止权力泛滥滋生腐败。有限政府正在形成,实现了合理定位的小而强的政府为生态政治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应当的主体角色。
  2、治理路径的重心迁移
  中国几千年的皇权统治延续着人治的传统,上位者的权力无人可撼,大一统时表现为王权至上,割据状态下一方诸侯就是一方天子,同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有儒家的“行仁政”“民重君轻”等思想,甚至儒家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是德治不过是某个贤明君王的几十年良政,儒家学说也变异为论证专制合理性的工具;尽管诸子百家中法家独树一帜,形成了“法、术、势”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并且“儒表法里”才是中国几千年帝制的政治内核,但是讲威权的“势”,讲权谋的“术”在法家传承中更受统治者青睐,讲律令和规章制度的“法”却没有形成气候,法家思想同样成为统治阶段愚民和强权的工具。因此,中国几千年封建国家的治理路径其重心几乎没有发生迁移,始终以王道,以人治为传统,德治、法治只是人治和君权的附庸与点缀而已。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治理路径的重心迁移伴随着中国道路的艰难探索次递推进。首先是党治取代人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新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防止各级党的组织中出现“一言堂”的一把手集权现象。但是民主与集中的边界过度问题使得过分民主与过分集中时有发生,前者使决策难出,效率低下,后者助长专权,滋生腐败。而中国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往往滋生信奉权威的思想,领导人被神化偶像化,易形成集中过度的情形,新的人治就削减了党集体领导的力量,出现新专制趋向;此时对领导干部群体的个人品德修为就会产生要求,治理路径出现了党治加德治的重心迁移,这种转换一方面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的君子情结,一方面是社会主义道德构建的迫切要求。领导干部群体的道德修养不仅能保证党组织集体决策的合伦理性及决策过程民主与集中的适度平衡,而且能对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然而,正如历史上寄望“圣人”改变世道有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一样,新中国寄望有品行完美的各级领导干部施行良政,引领社会向善同样有过于深厚的理想主义情结,固然,一个共产一个领导干部应当有高尚的品德和敬业的操守,但是这些品质的养成却不能寄望于完全的自我、自发和自觉,而需要外部力量的制约和规制,治理重心向法治的迁移自然而然也势在必行。新中国成立以来,法治进程一直在铺开,并且由于起点低,几乎是空白,因此一直主要以完善“治事”的法律为主,以治事来治人;用法律来约束人的道德行为,以治人来治事实现了法治实践的质的飞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了更加完备的条例法规,从发展党员、选拔作用干部、廉洁自律、监督监管、工作要求、纪律处分等各方面对党员提出同时刚性约束性要求。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更是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党员提高个人德性,“乐于向善”提供了一个“不敢做恶”的党内环境。由于坚持“党纪严于国法”的原则,党治与法治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个整体双重约束,与法治密切结合的党治有利于实现真正的德治和善治。可见,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党治为载体,法治为手段,德治为目标的国家治理路径逐渐形成,为生态文明时代政治观念的建构提供了友好的国家治理环境。
  3、发展道路的整体主义转向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始终是执政党面临的最大课题,这条探索之路曲折艰险但是成果丰硕。唯物史观是党执政的指导思想,其超越性就在于对以往形而上学片面历史观念的摒弃,这也正是党的先进性的根基所在。但是拥有理论并不代表会自然地产生相应的实践,一旦理论与实践脱节,实践缺乏了先进理论的引领,或者理论被实践断章取义拿来做论证,现实政治就会出现偏差甚至谬误。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辉煌成就利益于当时正确的发展思路,即切合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后来脱离实际了,想要几年内超英赶美,出现了“大跃进”等的错误,造成资源浪费和发展偏废。其后一直到文革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违背了“从实际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原则,而且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片面夸大了阶级斗争在社会矛盾中的突出性,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不准,导致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出现停滞。建国以来到文革结束,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了不少成就,抗美援朝,“两弹一星”,加入联合国等都大壮国威,奠定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基础,营造了国家发展的基本国际环境。但是不能很好地将唯物史观用以指导中国发展实践依然阻碍着中国从大国走上强国的道路。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状况引领和倒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发展新阶段。从中国实际出发,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当时的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在当时情境下提出的,但是经济建设在创造中国奇迹的同时,各级政府只注重经济增长的片面思路在理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实践中产生了社会道德缺失、官员腐化堕落、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出现了唯金钱论、自由主义、官本位等不良社会思潮。
  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发展中,执政党始终在努力克服片面的发展思路,不断纠正完善党执政的理论体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执政党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探索正确的发展思路的过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是“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历史性转变,确定了中国“应当发展”的基本理念,其后开始了“如何发展”以及“如何更好发展”的探索与完善。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并明确提出“三位一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由此开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及文化文明便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随着对和谐社会认知度的不断提升,2005年,党中央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方针。自此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成为全党共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目标与追求。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是执政党践行唯物史观指导原则的成果,是系统化、整体化、科学化的治理理念不断形成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执政集体对生态文明的重视与强调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继续丰富和完善发展思路的正确选择。在执政党看来,生态文明绝不仅仅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而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新时代,是现代化中国的必然选择,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这种认识是一种整体主义的关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先进认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应当成为形成政治观念的发展思路和时代背景。
  二、生态文明政治观念的价值共识
  现代国家治理或者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理论成果与实践运用,是一个过程性范畴,更准确地说是国家政治实践的手段,通过现代国家治理的全面实践,走向生态文明的历史新时期才是当今中国发展的目标与追求。但是作为工具和手段的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为生态文明时代应当形成的政治观念提供了有意义的价值引领,即国家层面的文明,社会层面的公正和公民层面的全面自由发展,循此可以生发出生态文明政治观念的基本价值共识。
  1、国家的文明指向
  历史文明的传承。国家是政治共同体,却又以经济与文化的整合为基础,政治是其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具体内涵要丰富全面得多,这诸多内涵一起构成一个国家的文明状态。“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是一种文明”, 虽然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的悠久度仅位列第三,起源于公元前3300年,但是却是惟一一个延续下来的文明。所谓“崖山之后无华夏”也只是对中国文明史的批判性反思,中国文明的核心内核始终存在,并且不断辐射融合,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广大。中国文明是“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后氏族国家到国家的发展,再到早期古国发展为多个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上看,整个中国古代史就是一部伦理道德的演化史,其余经济性的发展、政治的周期性更替与文化的繁盛或停滞都受道德——这个远离物质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东西——的深度影响甚至左右,因此,要有这样一个整体性认识,“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或者‘华夏’这些自我认同的观念更多的是一种文明教化的概念,一种文明的归属……丝毫没有褊狭的种族意思,更没有强烈的排外情绪,看重的是道德教化和文明程度”。 具体说来,追求建立在德性论基础上的和谐是中国文明的价值共识。如果说西方文明传统更倾向于将个体从整体中剥离出来进行解剖性分析,中国文明传统就是将看似无关的个体装配成一个整体进行关联性把握,把握的基础就是对关系性存在的伦理价值判断,这便是中国文明的德性论基础。表现在国家政治层面,包括君王与天的关系,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本国与世界的关系等,通过不断的德性构建,帝王将自己装扮成“天子”,固然是为了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也使自己背负了家国天下的滔天重任(是否认识到“以天下为已任”取决于君王的个人品德),“贵民”的政治思维也源自对于“君”与“天”关系的定位,天子为天下谋,民既是君之臣也是君之子,君权天授、家国一体的关系性建构为封建等级网格的稳定存在提供了可能性。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一次起义动荡朝代更替都是这样的关系性建构受到质疑,而重新稳定下来必定经过改良式、维新式建构,新的关系性存在重新得到认可。在处理与外族外邦的关系时接纳、交流、包容、融合也始终是伦理价值的主流,唐朝是中国古代和谐外交观的受益者与集中体现时期,而其后宋的崖山之辱以及近代以来深重绵延的殖民灾难则是和谐世界观不能与时俱进或者不被恰当运用导致的。
  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承载。现代国家治理视域至少指出了当今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趋势,首先就是跳出家国天下的王权束缚,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本质上完成了这样的蜕变,然而到目前为止现代化转型依然没有完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发展阶段,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承载具有引领意义。我们并非在西方话语体系中使用“现代性”的表述,即现代性不是基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不是以资本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不是必需用所谓“后现代”加以扼制和改造的。现代国家治理的现代性,是整体性思维下的以物质和精神文明共同实现为目标的,其基本价值共识是在法治精神引领下的文明程度的提升。中国传统社会实质是“儒表法里”,但法治精神又是缺乏的,因为此“法”的实践总是依托于有德性的君王或官员,而不是持续稳定有文本依据的律法制度。现代国家的文明价值首先应当通过法制化的政治文明得以体现,以执政党和政府为惟一主体的管控型政治应该被法制化的治理型政治取代,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与行动都统摄于法律制度的框架内,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人被限定在律法的约束中;现代国家治理还必须体现综合国家实力的提升,物质财富的积累绝不可以是惟一目标,但却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现代国家还应当通过防止资本对国家的控制而摒弃物质主义的困扰,因为后者直接影响了国家综合文明的推进。适度物质发达的基础上大力提升包含了一切人类必需的精神产品的精神文明才是现代国家的价值旨趣。
  走向生态文明。中国提出“现代国家治理”已经是西方国家开启所谓“现代化”道路百年之后了,尽管二者在“国家现代化”理解的语境有显著区别,但是西方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依然使当今中国现代化转型具有后发优势。不仅体现在前述对于现代化价值追求的理解上,还体现在对于“国家文明”的内涵释义中。首先,国家文明必定是超越了单一文明的综合文明,既不是追求无止境的物质财富,也不是单纯以道德水准的提升为文明指征,更不能将国家没有活力竞争的稳定视为和谐文明。现代国家文明应当包涵了经济生产、政治实践、社会运行、个人生活、头脑运转等一切成果的文明,并且包括了有利于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促进共同生成的机制体制。其次,现代国家文明必定是包涵了以往一切人类活动的文明成果的文明,尽管历史上文明发展有先后次序之分,但却不能据此判断文明的优劣,每种文明都是当时地理、政治、社会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产物,都是人类必经阶段,都蕴含着有益于未来世代的价值能量。农业文明的天人和谐和工业文明对生产力的极大解放,都应该在现代国家文明追求中体现其价值。最后,在近半个多世纪的文明进程后,对于生态文明应当有新的理解,生态文明不是按历史沿革而来的,区别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又一种文明态,而是综合了以往人类文明成果的一个新时代。现代中国即将走向生态文明时代,就是要吸纳历史传承的文明成果,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中国的文明追求。
  2、社会的公正追求
  “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的基本目的一般地理解为人类对于组织社会或者对社会本身的基本价值期待。” 国家就是为了将人类社会组织起来而存在的,前现代国家因为更多地表现为集权统治与强力机器,人们在组织社会中往往被剥夺了应当的价值期待,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国家回归其本质职能的可能性,即作为一种组织社会的工具性存在,超越专制、集权、统治等前现代话语,使人们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回归本真的价值共识,即追求公正社会的达成。当今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时代就是国家职能的本质回归,其政治观念必然通过社会制度的正义安排体现出社会公正的价值共识。
  从心理学上,摒弃传统阻滞意识限定公权力边界。现代国家应当建立起保障私人权利,限制公权力,同时促使公权力发挥最大公共效能的政治机制与体制。当今中国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既反映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劳动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立党宗旨,又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就必须彻底批判和摒弃历史形成的等级观念、权力意识、人治观念等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使执政党和政府从心理学上完全摆脱前现代思想的影响,真正进入现代国家治理的心境、情境与环境之中。人分三六九等的认识仍然存在于当今国人的心态中,反映在政治观念中就是官本位、“官大一级压死人”、“一把手说了算”等,分别体现在社会心态中对有官职者的迷恋、依赖、嫉妒、羡慕等,体现在公职人员心态中钻营上位,唯上不唯实,工作业绩对上不对下等,体现在领导干部心态中,领导班子一团和气,一把手集权,只有集中没有民主等。树立当今中国平等追求既要传承更要创新,西方历史上的不平等是赤祼祼的血腥与暴力,才有了基于基督教信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性反思,由于其本质是契约性的,并未达到道德约束的高度。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源自德性修养层面的平等思想,儒释道的“有教无类”“兼爱”“贵民”“众生平等”等都可成为中国平等观的优秀资源。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官兵平等”“军民一家亲”“职业有分工、身份无贵贱”等又可成为当今中国平等观的创新资源。人治的迷信根源于对于宏大叙事的迷信,即普遍认为的中国几千年文明没有形成真正的法治传统,始终呈现的是家国天下的政治传承。实质上,历史上中国大多数时期是“儒表法里”,道德提倡在个人层面,国家政治依然以法制推进,只是由于等级、专制等的因素,法治常常表现为暴政、特权,湮没了其中的进步性。上述可见,平等、法治是社会公正的必要前提,中国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表现了现代转型的决心,就是要超越前现代中国的各种阻滞,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进步面在得到改造性的体现之后会发挥不可比拟的作用。
  有序、共享与可持续是社会公正的价值表征。有序指社会秩序得到遵守,社会秩序指的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应当遵守的行为规则、道德规范、法律规章,“有序”即中国古代所说的“治”,与之相对的是“乱”,所谓“大乱之后有大治”,可见,有序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阶段。现代国家治理下,社会应当是有序的,主要表现为,其一,在一定的阶层秩序下,人们在社会中各司其职、各安其道、顺畅流动;其二,各种行为规则、道德习成、规章法条都能正常运行,不被人情关系和权力介入所干扰;其三,大治之下的小乱处于可控状态,社会之“治”是相对的,局部的短期的冲突与无序不可避免,有相应的制度性措施有效控制即为可控,依然是有序的。共享即“让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社会公正的直接表征,更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势所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根本点是为了谁发展的问题,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不是要转向西方资本至上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模式,而是要走向体现“中国道路”特色和优势的生态文明发展阶段,是为最广大人民谋更多福祉的发展模式。共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物质财富通过分配和再分配普遍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其二,公共资源与公共产品和服务普遍均等地惠及最广大人群;其三,扶弱济困助贫成为社会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消灭绝对贫困的基础上使相对贫困比例尽量降低。“可持续”尽管是源于人们对自然危机的警醒而生发的对自然生态给予的人文关怀,但目前看来,可以拓展其内涵与外延而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追求社会公正的价值指征。执政党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决策政策的可持续既包括其内容价值指向的长期目标,也包括其蕴含的时空张力。那种“一级政府一个决策”,“人走曲终”和追求短期效应、短视政绩的竭泽而渔、一哄而起等都妨害了社会公正,必须彻底摒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是“可持续”范畴的本意,包涵了两组相辅相成的社会公正价值指向,其一,代内公正与代际公正,其二,人际公正与生态公正。尽管这些价值取向都通过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来,但却得益于政治层面的观念导向与制度建构,正是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政治观念的价值追求。
  3、公民的全面发展 
  在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中,公民个体与市场和政府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主体的复合构成,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和价值指向,自然应当成为中国生态文明政治观念的重要价值共识。
  公民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发展是首当其冲的,其一是政治参与能力,不能以公民政治素质低下为由减少甚至禁绝公民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这是违背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要求的,正是广泛的、高频次的政治参与才能使公民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具有可能性,再辅以相应的国民教育,公民政治参与能力才能适应生态文明的时代要求;其二是国家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是政治参与意识的思想前提,国家意识与社会责任感是一体的,有了国家意识,就会以国家兴盛为荣,以国家衰弱为耻。国家意识通过公民意识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就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公民全面发展的整体要求,无论哪个层面的价值观念都要落实到每个个体来得以体现和实现。政治观念落实到个人层面就是公民的国家意识即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一起成为国家政治观念获得理解并得到彻底贯彻的基本条件。其中参与意识是参与能力养成、展现与发挥的前提,参与能力又保证了参与意识的实践性与操作性;其三是批判精神,现代国家不是僵化不变的稳定态,而是处于包容、汲取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体,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正处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并藉此走向生态文明,即使完成了生态文明社会的基本指征,也不代表国家发展进入了静态最优,依然处在解决问题不断改进的过程之中。因此生态文明的政治观念必须以公民具有批判精神为价值共识,和谐不代表一团和气,一片赞扬,而是适其不同,寻其不适,有批判精神的公民才是走向生态文明的政治主体,公民具有批判精神才能在政治生活获得自身的全面发展;其四是合作意识。西方国家的现代转型以强调个人能力和释放个体人性为表征,但是近些年来也开始强调社群力量的促进作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公有制和集体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合作意识有雄厚的现实基础。但事实上,现实中公民的合作意识显得匮乏,政治生活层面的合作也是如此。这与制度层面的政治合作形成鲜明对比,党内的与党际间制度性合作已经发展完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和特色,或许这也是公民通过社团组织进行政治合作的制约因素,而生态文明政治观念必须超越两个层面政治合作的非合作状态,培育社团精神和合作意识,使通过社区、群团、单位等的公民合作意识在政治生活中得到有效提高和运用。
  公民物质生活方面的发展是基础性价值条件,生态文明政治观念应当是鼓励公民个人通过勤劳、创新、创造等合法手段追求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公民精神生活方面的发展是体现现代国家公民全面发展的必须条件,也是生态文明对于人类本性最本质的解放。此两方面的发展在生态文明的中国一定是有机统一于公民的个体存在,任何孤立地看待其中一方面的个体发展都将导致价值审视上的形而上学的谬误,即不能从历史的、空间的、实践的、整体的角度去审视个体存在。从马克思的理论框架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当今中国发展处于第二阶段,对物的依赖依然是实际国情,并且只有在物质生活得到充分发展,即市场普遍化程度,生产关系全面化程度,人们需求的多样化程度与人们综合能力的实现程度都得到充分发展后,人们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社会才会进入第三阶段,即社会财富从基础性地位降格为从属性地位,并且是从属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共生产力,生态文明就是这样的发展阶段,走向生态文明就是要在充分发展个人物质方面的基础上超越物质的控制,将物质财富统摄于更高层次的精神发展和文明追求。同时,由于中国发展的后发优势,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殊品质以及生态文明对于文明追求的整体性,生态文明的政治观念应当有益于在实现充分物质发展的过程中,注重个体精神的同步完善。二、三阶段的叠加效应不仅能够使物质生活高效全面地展开,而且使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精神产品投射在个体修养与反思之中,更进一步地,将自然生态与人自身的关系加以整体主义的人文关怀,由此公民的全面发展成为生态文明政治观念的价值共识。
  三、生态文明政治观念的实践方向
  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为生态文明政治观念提供了建构基础和价值共识,同时,还为生态文明政治观念指出了实践方向,即生态文明时代或者为了实现生态文明应当有怎样的政治观念。其一,生态文明的国家治理主体是政府、市场、社会与公民的政治共同体,即共治观念;其二,建设山青水秀人民幸福的美丽中国要有综合的政治智慧,即善治观念;其三,生态文明中国的执政党宗旨与“强”政府实践要求党和政府有率先落实引领社会的责任,即垂范观念;其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态文明走向,要求政治推动的每一步都将环境成本和生态因素考虑在内,即绿色观念。
  1、治理主体上的共治观念
  共治指的就是一个群体共同行使权力的一种组织形式或者实践方式。共治有以下几点好处,一是可以权衡各方利益,取得有益于各方的利益最大化成效;二是形成立体监督机制,防止令行不止、任意妄为或者无所作为;三是有助于集多方智慧,调动最大力量形成良好政策执行力;四是有利于应对社会运行和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系统性全局性问题,多点行动提高效率取得成果。共治观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政治成果,摒弃前现代的专制、独裁、垄断,展现出国家政治文明的趋势。人民当家作主本来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和优势,由于机制体制、政治素质、发展水平等种种原因导致以往共治观念践行缺失,生态文明政治观念首先要确立共治观念,就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对国家治理主体的本质回归,并且要在新的发展阶段更充分地体现中国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政治优势。
  多元主体在不同层次上体现为三个主体群,政党—政府—市场—社会,人—自然—社会,政府—公民,第一个主体群是主线,政党领导,政府负责,市场参与,社会协同。小而强的政府之“强”主要体现在执政党方面,居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如果对此发生质疑,就会动摇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失去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优越性。这里的“强”指的是宗旨意识强、治理能力强、掌控能力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意识即“人民至上”,这是党的立党根本和执政基础,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在这样明确正确的宗旨下,政党之强是人民之幸。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则是执政党增实力练内功的自我要求,治理能力的强大直接决定了执政宗旨的体现与落实,关系着国家的强盛和民生福祉。党的治理能力包括国家治理总体布局的能力、动员和组织的能力与自身建设能力,三者缺一不可。自身建设能力使执政党通过不断学习以适应国际国内新动态,总布局能力不断加强;通过不断净化,廉洁清明、目标坚定、民心所向,所以动员、号召和组织能力自然得以发挥;通过吐故纳新使自身充满活力和动力,可见执政党自身建设是党的治理能力不断增强的根本点和关键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主体其能力主要体现在执行力上,强大的执行力包括能够依法行政的能力,有效落实公共政策的能力,高效的行政效率和效益,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等。因此,法治政府、学习型政府、小政府是现代治理中政府主体应当具备的几个条件。法治保证了权力被限制和监管,强调了治理的客观性和规律性,避免了主观随意性对政府治理能力的削弱;一个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的政府一方面保证了公职人员选拔与使用的科学化,行政人员素质提高、能上能下等使得政府有活力、有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不断提高政府服务社会的能力,比如处理社会事务、解决社会矛盾以及化解社会纠纷等;小政府主要指机构设置之小和权力之受限程度,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府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并且对政策实施等向人民负责,冗员、拖沓都将影响治理效率并且给国家现代化转型增加政治负累和经济负担,必须要小而高效,才能有强大的执行力。新一届政府持续简政放权就是政府现代意识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重要体现。市场在国家治理能力体系中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并且在某些确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市场会发挥主导力量。市场治理能力的提升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征,起始点应该是执政党认识到“市场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其后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尽管由于意识形态控制和新自由主义干扰,但是市场参与国家治理的能力还是得到锻炼和提高,日益成为国家治理能力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同时,市场能力的不断增强倒逼国家政治观念的不断跟进与更新,使政治结构日益适应理性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但是必须认识到,宏观方面,市场只是参与能力不断提升的国家治理主体,不能上升为支配或领导地位,惟此,才能避免新自由主义的陷阱,保持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制度优势。
  第二个主体群是暗线,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及社会中的人,通过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不断参与到国家治理的政治领域,主体力量日益增强。人、自然、社会三者皆有其独立性,但是在中国现代治理中,是作为整体性的主体出现的。不仅仅是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而且自然界对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联系的范围内,才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可见,人—自然—社会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因此在国家治理的多元主体结构中,人的自然、自然中的人、自然的社会和社会化的自然相互关联共同作用。这条暗线中隐含着生态文明指向的新内容,即对于自然生态价值的强调,生态环境通过共存于其中的人以及人们结成的社会成为国家治理主体结构中的新成员。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要将生态关照落实到治理体系的每个环节,特别是政治观念更要包涵生态意蕴,并且有益于在经济、社会、文化、个体生活等方面落实和贯彻对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关怀。当前中国顶层设计中充分体现了政治观念的生态关切,生态文明已经是国家五位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作为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中国的表现形态,更是将生态美好作为整体追求目标。不仅如此,由下而上的生态推动与横向互动的生态借鉴也日益成为国家治理新常态。可以说,一方面,人—自然—社会的主体力量通过政治观念的现代化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政治观念的环境关切也在人—自然—社会的整体性力量作用下不断得到强化,形成一个值得期待的良性互动循环。
  第三个主体群——政府—公民的组合形式并不能脱离多元主体中的其他因素而孤立存在,这里单独择出,是因为复合多元主体通常直接表现为政府—公民的实体性和关系性存在,会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主要矛盾或者主要矛盾方面,政府—公民主体力量实现程度的良莠取决于目标与价值的共识度。人们可以普遍感知到,政府是一个个办公大楼和其中穿梭进出的公职人员,公民是各行各业的活动于乡村、社区等社会和自然环境中的人,相较于政党、市场、社会等理论性存在,政府与公民此类实体性存在从直观上更加易于认知与把握。共治政治观首先就要摒弃政府与公民二元立场,从实体性组成看,政府中的人也是公民,公民中的一部分就是公职人员,人员组成并非固化的而是流动的;从权力构成看,中国政府应当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政府只是服务机构,各级人大才是同级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体公民行使权力;从执政宗旨看,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其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历史经验和现实选择。因此,政府与公民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应当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有生力量;其次,共治观念要求政府—公民主体基于一致的治理目标和价值理念,全体公民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识度十分重要。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自由、公正、平等、法治的社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明确了国家治理的目标和全体公民应当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追求,在全体公民中培育和践行价值观并重点在政府公职人员中开展教育和培育以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引领和示范作用。解决好政府—公民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国家治理多元主体中存在的重重矛盾都将迎刃而解,生态文明共治的政治实践就能全面展开。
  2、治理手段上的善治观念
  中国传统君权社会中,善治即善政;西方话语体系中,善治偏重于“good governance”即社会层面的好的治理,当代政治学者俞可平认为,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意义上使用善治“这一概念对传统的超越在于,它不局限于好政府,而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好治理,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或某个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对西方的超越在于,在中国语境中,善政仍然是实现善治的关键。对一般政治哲学的超越在于,它包含民主法治,但不局限于民主法治,民主法治只是善治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生态文明的政治观念中,从治理手段的层面运用善治观念有其现实意义。
  治理结构去除科层等级,形成平面网格治理。等级制的国家运行模式是现代国家应当摒弃的,其背负着前现代、特权、专制等标签容易导致恶政与恶治。中世纪欧洲特别是西欧是封建等级制,国君把土地作为采邑封给大封建主,大封建主再把它封给自己的臣下为采邑,层层分封,层层结成主从关系,形成像阶梯似的等级制。上一级地主对控制下一级地主,并最终控制属地上的农民。由于封建制度的占有权,极易产生无穷的争执,人们多半靠战争维护自己的权利,因此说“欧洲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锤出来的” 中国自周分封以来也进入了漫长的封建时期,到秦以后进入大一统的专制时期,西汉董仲舒将儒学意识形态化为一种权术,更固化了中国古代的封建等级国家模式,其后的改朝换代不过是了一个最高统治者的面孔,始终没有跳出壁垒森严的等级制的牢笼。而且由于中国封建制与西欧封建制的重大差异,即每个等级不仅要向上一等级负责,并最终要向最高统治者负责,这种“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家国天下”模式是欧洲所没有的。因此,一方面中国封建制度往往会有相对长的和平发展期,使小农经济比欧洲发展得更完善;但是同时也固化了等级观念和制度,使破除封建制度打破等级樊篱付出了更漫长的等待和更多生命的代价,其后世影响对现代国家转型的阻滞作用也更加顽固地存在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国家治理要比西方国家更多地关注于打破旧的封建等级观念,并且要防止其变种或者新等级形态的产生。旧的封建制度已经被消灭,但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约定俗成并没有完全消除,主要表现就是社会对权力的迷恋与盲目服从以及政治领域的“对上负责”心态。新的等级形态由于市场化及资本依赖也不容忽视,不论以何种手段,那些先富起来的形成了更有力的政治参与阶层,更广泛的去等级化还任重道远。生态文明政治观念必须实现善治,消除恶治,这就要去除等级挤压式的国家治理,实现平面网格式的现代治理。政府、市场、企业、社区、公民都是平面网格上的无数结点,无身份高下之分,在不同领域不同结点起到主导作用。权力由于来自公民而没有“等级”的标签,只是起到统筹协调的作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在网格化国家治理中得到彰显,生态文明的善治得以实现。
  治理技术信息化,实现文明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技术层面指的就是技术现代化,这是网络时代保证善治的物质方面,当前看来,就是网格化、智能化、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广泛应用。治理技术信息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益处,即高效、节约、便民。当今时代早已过了快马传书、飞鸽传信的年代,无线电报也已经发明了一个多世纪,信息传送可以在眨眼间进行。政令传递与传播也搭载互联网的快车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时空观念。善治必须是高效的,一是指人员的精简,让人脑控制电脑,用电脑代替人脑,用智能取代人力,国家治理智能化能大大减少工作人员数量,解放出更多劳动力以创造更有效生产力;一是指时间的节省,一个社会学模式就能够大幅缩短获得社会发展相关数据的时间,即时的数据获得为及时数据更新与反馈,以及相应的政策调整和改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善治必须是节约的,这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本质要求,“无纸化办公”是个典型例子,从上世纪末开始的无纸化办公浪潮轰轰烈烈,节约纸张保护地球的植被,人们的环境意识与互联网技术开始结合。时至今日,对于无纸化办公人们有了更多思考,即用废物利用制造的纸张来取代传统纸,用清洁能源产生电来保证电子产品的正常运转,以及如何无害化处理电子垃圾等,在综合考量下做到节能低碳,善治的技术含量由于生态伦理关照而不断提高。善治必须是便民的,生态文明中国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民生福祉,政府服务型功能的不断强化也要求将方便群众放在第一位,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使便民成为可能。现代中国治理应当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和前沿发明将平面治理网格的运行网络化、智能化,使公众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连接顺畅、互联互通,信息的获得与反馈及时有效。
  治理方式超越人治、权治思维,实现法治化治理。“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善治的重要手段和主要特征。中国千年封建社会实质是“儒表法里”,但又是人治社会,没有发展出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法治。这样的判断貌似矛盾,实则在产生根源上具有一致性,专制体制便是其源头。权大于法,法治于民成为中国几千年法治的怪现象,“刑不上大夫”与暴政于民同时存在。当今中国之善治必须正“法”,让法治步入正轨。“市场失灵和社会公正是公共责任的规范理由——它说明了政府应当介入的理由,” 全面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治国方略,“昭告‘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彰显法治权威;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发挥法治力量;告诫‘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法治实践;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塑造法治信仰。” 善治之法治要处理好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涉及到关键领域,推进改革要坚定不移,过程中对宪法、法律的坚守更要坚定。这就要求不断完善法治体系,更要在法治轨道上有序推进改革;善治之法治要处理好国法与党纪的关系,切实践行“党纪严于国法”的总方针。杜绝纪法不分,避免使党员身份成为保护层,把违纪视作小节,而是要在更加严厉的党纪约束下,在党员违法前就受到诫示,使党员面前约束无留白,并通过党纪规制提升党员个人道德修养和中国共产党整体道德水平,真正成为引领国家风气和社会风尚的先进力量;善治之法治要处理好政治与法治的关系,即政府治理与依法治理的关系,既不能简单运用国家强制力甚至暴力执行,也不能依靠社会习俗传统文化来解决,而是要充分彰显契约精神,遵循法治的规律和原则,做到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3、治理制度上的垂范观念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要求政治局成员:“无论公事私事,都要坚持党性原则,都要加强自我约束”反映了从顶层发力在制度上确立的垂范观念。中国的现代国家治理有西方现代化进程没有的政治优势,即执政党本身的人民性及由此产生的先进性,因此从制度设计上体现执政党、政府及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体的垂范观念与实践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现代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中国生态文明时代政治观念的重要内涵。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有着西方执政党不可比拟的先进性,作为最先进生产力、最进步文化以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相互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他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政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代言人,是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当前中国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其中包括了党的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最直接的就是在制度建设上发挥执政党的垂范力量,“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包涵着这层意思。可以说,中国执政党的阶级属性即人民性和价值指向即先进性使垂范观念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观念成为可能。具体来看,可以在至少三个方面体现垂范观念的政治实践。一是在政府、市场、社会的制度建设层面确立政府垂范的观念。比如国家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三公”支出缺乏监管在滋生贪腐的同时造成大量资源、能源的浪费,产生了负面的社会示范效应,制约“两型”社会的推进。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等一系列从严治政,从严治党的规章制度及至法规条例,将政府垂范在制度层面加以规制,两年以来垂范制度的正效应逐渐显现:政府清廉度提升,对市场不适当干预减少,服务职能不断增强,市场运行成本降低,节能环保指数提升,规范与宽松正向促进,社会日益回归理性消费,生态意识不断增强,自我治理走向实践,一个强政府、宽市场、大社会的现代中国正显雏形。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相配套的制度跟进,体现政府垂范观念的制度先行易于制度落实和文明推进;二是在公职人员内部制度建设层面确立领导垂范的观念。毋庸讳言,公职人员中领导干部掌握着更多的权力和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对领导干部的约束和要求就要更早、更严、更高。身为领导干部就不能混同于一般公职人员,更不能等同于普通公民,这个认识在中国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更要得到强化。逐步推进的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反映了垂范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自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和改进工作作风的行动,全面的不动产登记已经开始,每年进行的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日益严格规范,领导干部提拔和离任时的财产审计及“六查”扎实推进,尽管目前中国的财产公开制度深度广度都有差距,但是其中包涵着的对于领导干部的垂范警示已经显现;三是在社会公民制度建设层面确立党员垂范的观念。“党纪严于国法”的提法明确了党员群体在整个公民群体中的异质性,党纪的不断完善与落实就是在制度层面确立党员群体的社会垂范价值。曾经一度时期,随着物质主义泛滥与“四风”问题突出,党员身份成了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工具,成了逃避处分甚至罪责的防护层,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开了党建历史的倒车。从制度建设上实现党员本质的回归,从更多责任、更严要求、更少享乐的方面体现党员群体的异质性,使这个群体在政治实践中体现其垂范功能,真正发挥其内在先进性,成为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
  4、治理思路上的绿色观念
  习近平同志2013年就说过:“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走向是建成生态文明国家,这里的生态文明显然不止于自然生态层面的文明,即生态可持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等,而融合了生态文明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整体文明包涵着更丰富和更深刻的生态指向,因此必须从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思路上确立政治的绿色观念,才能引领整个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治理思路的绿色观念从国家战略规划、政治制度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布局等多层次得以体现。首先是“五位一体”国家总体战略,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总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贯穿于其他建设的引领性内容,将美丽中国作为富强中国的前提和保障,就从国家规划层面确立了中国国家治理思路的绿色导向;其次是政治建设层面的绿色规划,从执政党建设和政府功能改进与完善方面进行了制度安排。从作风建设入手的整党活动,反对奢侈奢靡奢华,反对享乐主义,反对铺张请客,反对公款吃喝消费等,营造风清气正、清明廉洁的党风政风,从严治党的层面体现了执政党绿色化的新常态。节约型政府从节省政府运作成本的角度践行绿色治理思路,停用不必要的公务用车,叫停不必要的公款出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裁撤不必要的公务部门和公职人员,用互联网代替现场会议,用电子互联的手段取代纸质文件的堆叠等,从人员、时间、物资等多方面建设节约型的现代化“小”政府,营造精简高效的文风会风,体现了服务型绿色政府的治理思路。绿色政绩考核日益制度化,“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清山”,一些省市已经开始对领导干部实行重大生态问题的一票否决制,随着绿色政治理念的深入,绿色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会更完善并成为国家现代治理的重要内容;绿色观念对社会文化的全面生态化引领也很重要,倡导“两型”社会建设,倡导建设节约型社会,在价值观层面引导全社会摒弃物质主义的侵蚀,即使是经济活动也不可以“简化为功利最大化的理性计算”, 更加注重拓展文明的精神方面,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更加关注公民幸福感的提升等,政治的绿色治理思路由上至下,由表及里正在不断健全完善,展现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果和生态文明指向。